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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颁奖典礼在重庆黔江区举行

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国际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第二届13-18世纪欧亚古典学国际会议暨亦邻真先生蒙古学论著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蒙古国、捷克等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12月11日,第二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颁奖典礼在重庆黔江区举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中国文联副主席郭运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鸣,中国文联名誉副主席丹增,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吴仕民出席颁奖典礼。

16日上午,亦邻真学术论著全集发布仪式及追思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齐鹏飞在致辞中重点提及了亦邻真先生和国学院的深刻渊源关系,最后充分肯定了再版亦邻真先生著作的意义,并号召专家学者利用此次机会,充分总结先生的学术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乌兰简要介绍了亦邻真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内蒙古大学研究中心教授乌云格日勒分别代表国际蒙古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发言,介绍了亦邻真先生的学术贡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吕瑞锋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吴昕阳分别介绍了《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和《般若宝藏:亦邻真教授蒙古文论著及手稿》的出版情况。内蒙古大学教授照日格图向大会赠送了《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集》系列丛书。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据了解,“中国土家族文学奖”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设立,每三年举办一届,是继蒙古族、哈萨克族、朝鲜族文学奖之后的第四个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单项奖,代表中国土家族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第二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评选时段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发表的文学作品。经过评委会对初评作品研讨、投票表决,产生了12件获奖作品。其中,叶梅的散文集《根河之恋》等5部作品获“优秀作品专集奖”;田冯太的散文《人法地》等5篇作品获“优秀作品单篇奖”,向迅的散文《斯卡布罗集市》等2件作品获“优秀作品新锐奖”。

追思会分为嘉宾发言和亦邻真先生弟子及子女发言两个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主持。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此活动在重庆黔江区举办,对于推动武陵山区土家族文学事业发展,提升黔江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

亦邻真先生生前同事、内蒙古大学教授周清澍叙述了本次学术会议的必要性,指出亦邻真先生是全面的学者,其著作值得当今年轻学者学习,尤其号召大家要学习亦邻真先生敢于接受新事物并在该领域取得成就的精神。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骛德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胡日查教授等回忆了自己与先生的交往情形,感谢了先生对自己的提携、鼓励,特别是在学位论文撰写、答辩时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一致认为,亦邻真先生虽不多产,但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此次再版其论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成崇德教授、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等亦邻真先生的学生,深切缅怀了导师当年的言传身教。亦邻真先生的次女亦然之也回忆了幼时和父亲的故事,自己虽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父亲的教诲影响一生。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16日下午,9位学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乌兰做了题为“亦邻真先生的蒙元史语文学课程”的报告。她深情回忆了恩师在1979年3月15日首次讲授“蒙元史语文学”这门课程的情形,由于这门课程难度很大,当时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好在恩师很有耐心,自己逐渐进入了学习状态。亦邻真先生蒙元史语文学定义为“研究蒙古汗国和元代文献的学问。这一时期文献的特点是多语种,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汉语和蒙古语”。课程主要内容为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汉语音韵学三部分,教学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掌握蒙元史语文学的基本知识,并进一步运用到蒙元史研究中去。她最后总结道,语文学是蒙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感谢恩师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白拉都格其以“关于早期蒙古社会制度的再思考”为题,探讨了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人何时从“野蛮”的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的。他在前人基础上,觉得以下三点值得再思考:一是如何更准确、合理地理解和判断这个过渡及其完成的基本标准、标志;一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回顾和梳理基本文献记载,试求有新解读;一是力求更为准确、合理地解读更大空间范围的基本史实,为本题讨论提供必要的参照系和佐证。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的演讲题目是Carmen
Miserabile by Master Rogerius. Some Remarks on the 13th Century
Hungarian Narrative on the Mongolian Expansion. Mater Rogerius
(1205−1266)写作了Carmen
Miserabile一书,这是关于蒙古西征入侵匈牙利的最著名叙事之一,它记载了拔都军队占领匈牙利的情况。碧尔塔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文本中一些特定的关于匈牙利的主题。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骛德做了How the Shengwu Qinzhenglu Was
Written?的报告。艾骛德教授潜心研究《圣武亲征录》十五年,其成果即将出版。他指出,《圣武亲征录》位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和《史集·成吉思汗传》的交汇之处,是研究蒙元早期史的重要材料。该书由成吉思汗编年史和窝阔台编年史两部不同作品组成,二者具有不同风格和名称。《太祖实录》虽已亡佚,但在《史集·成吉思汗传》《通鉴续编》《元史·太祖本纪》等文本,可以确认《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编年史》是《太祖实录》98.8%完成的副本。《圣武亲征录·窝阔台编年史》是《太宗实录》约70-80%完成的副本。元仁宗,大约在1320年,想将元太祖及太宗实录的文本剪辑为一个简短的历史记录,用辉煌的蒙元历史启发当代。《太祖实录》的史源大部是蒙古文,但编纂的组织典范却来自欧阳修,不可简单将其视为单纯的蒙古文史料或汉文史料,这正好说明元廷的复杂性和多民族性质。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的演讲为“《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今已佚失的旧大陆世界地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是成于明初的《大明混一图》及15世纪初叶朝鲜王朝制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时最重要的底图。后两幅地图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后者未曾呈现半岛形的南亚次大陆,而把属于印度的诸多地名定位于亚洲大陆块西南的一个巨岛之上。《大明混一图》则在保留“混一疆理图”里那个巨岛的同时,又在阿拉伯半岛以东增画了一个树干状的半岛,即出现“两个印度”。姚教授在对勘多语种地名的基础上,指出明代制图者对印度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无法确定“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绝对画错了位置。所以他没有贸然将岛上地名归并到新增的半岛上去,而宁可保留着李图上那个岛屿状印度,只是设法避免两处地名发生重复而已。这也说明,《大明混一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制图者对如何在一张图上整合世界地理知识所获致的思考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研究员

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研究了著名的“俺答汗碑文”。他指出,“俺答汗碑文”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全荣研究员等先后进行过研究。然而,由于碑文有所损泐,部分文字难以辨认,这影响到了对其全部内容的理解。森川教授对该碑文进行了重新转写、注释和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巴哈提·依加汉教授考察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敕哈萨克小玉兹汗努喇里和中玉兹苏勒坦(王)阿布勒必斯的两件察合台文谕旨,在结合相关满文奏折及其它察合台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准确释读和研究。并进而指出清朝与哈萨克的交往过程中,察合台文起到了双向的重要作用,清廷曾把察合台文作为于哈萨克交往的正式公文文书语言之一。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以“关于东京私人收藏的哈斯宝译《今古奇观》抄本”为题,首先介绍了各地所藏哈斯宝译《今古奇观》的概况。随后对1978年在乌兰巴托收集到的《今古奇观》以及其它蒙古文译本的问题做了详细探讨。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从语言学角度介绍了罗卜桑丹金《黄金史》,并对其旁注的时间、内容做了相关考证。进而得出《黄金史》旁注对《黄金史》本身的研究及对蒙古语语法,词汇,正字法的发展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17日,进行了主题为“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两组讨论。

“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

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分别从“蒙汉文史书对明英宗被俘后在蒙古的情形的记载”、“关于景泰帝(明代宗)书复太上皇帝明英宗及给太师也先的书信”和“李实、杨善相继出使蒙古并迎回明英宗”等三个方面重新考证了有关“土木之变”的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依据蒙古文档案,考证了清代内扎萨克六盟盟名的固定时间。清顺治年间,内扎萨克蒙古分六处会盟。但盟名一直不见于清前期史籍记载。实录中内扎萨克六盟名称第一次全部出现是在乾隆二年。近年有关盟会名称的研究,主要通过新发现的满蒙文档案获得进展。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中有一篇理藩院于康熙四十一年颁给各盟扎萨克有关会盟的札文,通过对该档案的解读,证明康熙四十一年内扎萨克五盟的名称此时已经固定,而锡林郭勒盟盟名的固定应当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两次会盟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依据包头市档案馆所藏五当召蒙古文档案,对五当召建寺年代做了考证。

内蒙古大学苏德毕力格教授探讨了清末庚子赔款与蒙地放垦的关系。庚子赔款是清朝放弃禁止开垦外藩蒙古各旗牧地传统政策的转折点。对于以土地抵偿赔款的蒙旗而言,巨额赔款使它们永久地失去了大片牧地。后来列强相继退还部分庚款,但退还的款主要用于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和建立大学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惠及当时发生教案的蒙旗,既没有能赎回卖出的土地,更没有建起新式学校。

内蒙古大学乌云格日勒教授以以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各旗为例,讨论了在遭遇外国,尤其是俄国侵略势力之时蒙旗的被动和无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研究员三个方面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喀尔喀蒙古藏文著述的成就。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Gerlbadrakh教授介绍了蒙古国所藏蒙古游牧图概况,并指出其大部分为18-20世纪的喀尔喀蒙古游牧图,并对游牧图的所载的寺庙、道路和方向等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Natalia
Yampolskaya发现了最早的托忒文文献。托忒蒙古文创制于1648年,但用托忒文写作、印刷的文献却出现较晚。直到最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于1691年给俄国沙皇的信件仍被认为是最早的托忒文文献。不过,在2016-2018年间,Natalia等在哈萨克斯坦的Ablaikit遗址发现了若干桦树皮残片。经过研究后,确认有4份蒙古文文献,其中3份是用托忒文书写的,同属咱雅班第达对《心经》的托忒文译本,第4份还需要修复后再确定。这一发现可将托忒文文献的最早年代追溯至16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叶尔达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发现了托忒文木刻《四部医典》之《总则医典》。《四部医典》是著名藏医学家云丹贡布所著的集医疗实践和理论为一体的百科全书。新发现的托忒文《总则医典》为《四部医典》第一卷,综合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是《四部医典》的纲领和理论基础。根据其跋文,可知倡议者为和硕特部拜巴噶斯之幼子阿布赖巴图尔,翻译者为咱雅班第达,翻译年代大约在1648-1662年,木刻时间在1735-1744年。捷克科学院的Ondrej
Srba以蒙古文文献Gerger qaγan-u namtar,Jarong kašor suburγan-u
tuγuji,Tobčilan jokiyaγsan šasin-u
jiruqai等为中心,考察了18-19世纪蒙古文文本中的时间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乌·托娅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金字《甘珠尔》的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布和朝鲁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涉及蒙古民间信仰的蒙古文《teyireng禳解经》。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斯琴博士基于清代档案,结合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材料,梳理了喀尔喀蒙古地区建构的达赖喇嘛转世——嘉色来活佛系统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额尔敦巴特尔副教授谈了阅读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的心得。《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是亦邻真先生的代表作,额尔敦巴特尔通过仔细研读该书,对“主因亦儿坚与札忽惕”、“兀真”和“汪古惕”三条做了考释。呼伦贝尔学院乌日图教授通过利用《蒙古秘史》《史集》的记载及相关传说,考察了12-16世纪布里亚特人的迁徙过程。长江师范学院佟双喜副教授以史料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追溯了自蒙元以来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蒙古人的历史,指出南迁蒙古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构成和民族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博士利用新近发现的明代汉文奏疏,并结合相关蒙藏文材料,详细考察了1578年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仰华寺的历史性会见中蒙古使者的部属及来源,揭示了蒙古使者为促成双方会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旺其科娃研究员重点关注了布里亚特收藏的蒙藏医学文献,指出这些文献资源是蒙藏医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目前正在制作相关的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瑜博士探究了佛教中“舍身饲虎本生”的起源问题。“舍身饲虎本生”是一个古老而又著名的佛教故事,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本生故事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孟瑜通过整理分析舍身饲虎各个平行文本中关于事件发生地点的描述以及现存相关的图像遗迹,历代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对该本生发生犍陀罗地区的“圣迹”应属于后人建构。本生故事在各地流传差异较大,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祖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杰博士在沈卫荣、索罗宁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手印文本、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大手印文本及相关藏文底本进行同定、释读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对一些关键引文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文本与冈波巴著作的直接关系。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在报告前,深切感谢亦邻真先生对其博士论文的撰写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今天的报告是对先生的纪念。在“大蒙古国”成立前夜,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成吉思汗,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并以回回商人阿三和回鹘商人镇海为例,说明蒙元时期,粟特-回鹘商人的后裔仍然在与游牧民进行着交易。西北民族大学买合苏提·色来木副教授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公开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并阐述了本人计划编写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范围、格式和内容等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那顺达来教授以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祖源》一文中提出的“突厥方向”为题,指出突厥方向本质上为在冬季西风区居住于圆形建筑的游牧民族的方向认知。蒙古国教育大学巴图图勒噶教授研究了蒙古国“Choir”石雕像上的鲁尼文铭文。他首先回顾了一百余年来各国学者关于此铭文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做了转写、释读。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Rakhmatov
Mardon教授详细介绍了帖木儿时期的相关中亚本土史料。它们主要用波斯语,察合台语和部分阿拉伯语记载。并重点展示了1910年在«Turkestanskie
vedomosti»报纸上发布的察合台文《埃米尔·帖木儿的圣旨》,盖有埃米尔·
帖木儿的杏仁形个人印章,刻文为 “Amir Temur Kuragan Bin
Taraghay”。中国民族图书馆米吉提研究馆员探讨了以昔班尼时期为中心的中亚历史编纂学。他指出昔班尼王朝时期的史学著作都属于通史或王朝史的范畴。在史料来源方面,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有时在序言部分中提到,有时作者暗示自己所参考的史料是谁的作品,但不透露其哪一个。口传史料也被广泛使用。还介绍了有关昔班尼王朝的代表性文献,如《史选·胜利记》《昔班尼本纪》《昔班尼传》等。西北民族大学吾斯曼·居买副教授指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在察合台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以手中一份写于1926年7月22日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为中心进行了考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孔令伟博士候选人新近发现了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旗人苏宁阿《万里回疆图》长卷,指出该图不仅系存世之孤本原件,而且地图以及所附图说篇幅庞大而记载详实,对研究18世纪清朝官方对新疆的经营以及清代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通过研读《万里回疆图》、图说以及序跋中的历史信息,结合满汉文档案相关,可进一步探讨18世纪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间的历史脉动及盛清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

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研究员指出,清代新疆生态环境方面的满文档案内容丰富,迄今未曾系统公布和研究,而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价值。这对全面了解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深入研究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刚研究员介绍了馆藏的宫中满文档案的种类、史料价值及最新的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建设情况。故宫博物院春花研究员分析了清代由礼部对朝鲜国颁发《时宪书》和通过边疆省巡抚处对琉球、安南颁发《时宪书》的情况。清廷只对朝鲜、越南、琉球三个藩属国颁发过《时宪书》,这可能和它们归化清廷较早及多数人通晓汉语有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宝音特古斯副教授综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档案馆所藏的满蒙文档案史料,围绕八世达赖喇嘛的前世之封号、第穆呼图克图等提请给噶桑嘉措转世灵童改颁册、六世班禅进京祝寿与乾隆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尔巴衣尔博士基于相关满蒙文档案,探讨了清代阿尔泰乌梁海七旗的形成过程。

本届欧亚古典学会议,内容丰富多元,既是对蒙古学巨匠亦邻真先生的最好纪念,也有助于促进蒙古学、藏学、中亚语文学等领域中外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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