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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2019年11月23日在四川成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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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生于1931年11月11日,四川成都金堂县人,大学毕业。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金堂县淮口镇女小教师、成都《川西农民报》编辑、四川省文联编辑、四川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游踪》《故园别》《独唱》,短篇小说集《窗》等,诗论《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写诗十二课》《十二象》《余光中100首》《流沙河诗话》等,散文《锯齿啮痕录》《南窗笑笑录》《流沙河随笔》《流沙河短文》《书鱼知小》《流沙河近作》等。诗作《理想》《就是那一只蟋蟀》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2019年11月23日在四川成都去世,享年88岁。

蒙古族群口好来宝《和平之赞》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作家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8岁。一时间,许多人的朋友圈为之刷屏。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说流沙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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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回忆起来,笔者与先生见过两次,并且,还有一次长谈。那天,在成都大慈寺,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关于历史、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壮族迎客调说唱《梦想七彩光》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他说: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其实我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那是2012年8月17日午后,我们相约在成都大慈寺见面。15时的时候,一个瘦瘦的老头轻快地走来,一面微笑,一面摇着把扇子。经当时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主任何特木勒的引见,大家坐定。

一位诗人和他的“粉丝”的手就这样握在了一起。我们的距离感明显渐弱,大家开始像成都人那样喝茶聊天。

听我说自己是满族,先生则说自己“是成吉思汗的苗裔”。“大前年,我去拜了他的陵墓,感觉真的不一样。”

流沙河不姓流,姓余,叫余勋坦。

晚年的流沙河对自己的族源特别关注,曾做过专门研究。先生说,在国家图书馆藏的《余氏大家谱》中,记载泸州凤锦桥的余氏时,这样记载:元朝皇室后裔铁木健,有10个子女。他们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因政治原因,逃到四川。改铁为金,金乃铁字之偏旁,留有不忘亲祖之意。然后,又恐怕字形相似而受到追踪迫害,又将金字去下划,略省笔而为余。族众一行来至四川泸州衣锦乡凤锦桥。考虑到人多动静大,难以一路同行,族众在一起联诗、合对、盟誓并插柳纪事于溪边,然后四散逃亡各处。流沙河是余氏老大一支的后裔。

2009年9月8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在连续3天绵绵阴雨之后,终于晴朗起来。当晚,流沙河乘坐开往呼和浩特的夜车,在呼包高速公路上疾驶。

他的心狂跳不已。他兴奋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感慨万千地说:“只有在北方,在我的故乡,在这样的高原上,才能见到这样明亮的月亮和星星……”

第二天清晨,流沙河终于走进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一种回归的感觉瞬间撞击他的心灵,那样强烈。

流沙河拜谒了成吉思汗的陵墓,深情地写下一副对联:“秋风怀故土,白发拜雄魂。”落款是“蒙古裔流沙河”。

那一刻,他心中是那样的轻松。

蒙古人的血液,千百年来汩汩流淌,未曾间断,从成吉思汗坚强的身躯,流淌到流沙河诗意的心灵……

沧桑只管流去,理想依然在心

对自己的笔名,先生这样解释:“‘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为中国人的名字习惯用3个字,所以我就把‘河’字补上,这样念起来也顺口。”

流沙河,1931年11月11日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书香人家。他自幼研习古文,家庭的教育给他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

1947年,流沙河考入省立成都第二中学高中部。彼时,他是个追求光明、酷爱文学的少年。在校期间,他加入进步学生团体“十月读书会”,并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名气一日大似一日。1948年,他在《西方日报》副刊以流沙河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折扣》。

1949年,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虽学化学,但他的文学情愫却在心中成长。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他毅然辍学,前往山区当起了小学教员。在那里,他一直进行着革命文学的创作,诗歌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期盼。1950年,经作家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推荐,流沙河调到《川西农民报》工作。1952年,他转入四川省文联搞专业创作。

1957年1月,流沙河、白航等4位年轻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创作的各种流派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然而,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年轻的流沙河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挨批斗,成为“反面教员”。

在此后的20年中,流沙河做过各种体力劳动,他曾在后来的采访中笑言自己“比好多年轻农民庄稼种得还好”。直至晚年,虽年事已高,还能连续讲两个小时的课,都得益于当时的体力劳动。

在被派去烧锅炉的时候,流沙河第一次读完了《庄子》,庄子的达观让他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和自由。从此以后,他开始研读诸子百家,用心聆听圣贤的不倦教诲,顽强地走过那段艰难岁月。

1979年底,流沙河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虽历尽磨难,但他对文学事业的忠诚没有丝毫减损。为了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流沙河在做编辑的同时,每个月还坚持写4个专栏。1985年至今,他的作品已出版20余种。

劫后余生,依然怀抱理想。关于那首经典诗歌《理想》,他一直如数家珍——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

由诗人走向学者,理性评价诗歌

复出以后,先生写了十多年的诗歌。但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从此不写了。

诗人不写诗,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这样说:“我早期写诗,到1957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我又开始写了。但我的绝大部分诗,可以拿到现场朗诵,有现场效应,而从长远来说,这些东西不是诗。发现了这一点,我就离开诗歌了。”

此后20多年,先生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专注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庄子研究,出版了《诗经现场》《流沙河诗话》《庄子现代版》《庄子闲吹》等著作,还在《南方周末》开过专栏。

在2012年1月出版的《流沙河诗话》中,先生把诗比作一头可爱的大象,而自己则自谦是大象身上的虱子。仰望大象的轮廓,顿感横空蔽日,如山如岳。他用优美而略带调侃的文字,引经据典,将多年来对诗歌这头“大象”求索后的心得,进行了一番分门别类的梳理。

这本书在古体诗和现代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在诗歌沉寂的年代里,它就像一缕拨动风铃的清风,灵动又活泼。他用传统的诗歌审美观来评论现代诗歌,这和一些评论者引用西方文学概念的方式截然不同。

对此,先生说:“这和我这一生、和我受的教育分不开。因为从少年时代读《诗经》起,我就习惯了一种有韵味的、美丽的、有想象力的作品。现在我老了,还能背诵《诗经》中的许多作品,而且很热爱它们。我觉得,这些诗歌在我最艰难的岁月给了我无数帮助,这种帮助是一种灵魂上的安慰。古人留下那些美好的诗歌,我读了以后心胸一下就开了,眼前就亮了,觉得再苦的日子都有趣味。因为这些诗歌滋养我的灵魂数十年,无法改了,因此就形成了我的一种保守主义的诗歌观。这个对我来说不但是最熟悉的,也是最热爱的。”

对于古体诗和现代诗的关系,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说:“我至今都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够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与现代的一些观念、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我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个打工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如果有可能,我带你去旅行》。他写的诗是现在的生活,写他在外头打工的苦。他的太太在遥远的村庄守着,过苦日子,一年到头就盼望他回来。他没有回,就同情、悲悯他的太太,希望将来有一天有钱了,能够带着太太到外面去旅游,让她见世面。我就突然注意到,他很讲究韵脚,也很讲究诗歌的音乐性,他的诗念起来有节奏感。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能。要是离开了传统,完全凭空形成一种新的诗是非常困难的。”

在先生看来,迄今为止,他所见到的现代诗,有极少数写得好的,比如台湾的余光中等。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学会了一项本领,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含义。

“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松松垮垮、没有节奏、难以上口、无法朗诵的诗。无论那些诗的内容是写个人还是社会,也无论作者的眼界高低与运用文字的方法如何,他们都废弃了中国古典诗歌高密度、高比重的文字,那是一种失败。”

流沙河是最早在《星星》诗刊上介绍台湾诗歌的人,其中以余光中的诗为最。他评价余光中的《乡愁》是“水晶的珠子”。他能大段背诵余光中的诗,还曾经办讲座一首首地讲这些诗。有一年,余光中到他家拜访,先生很高兴,因为两人不但是诗友,还是同姓。先生爱做川菜,他亲自下厨,蒸牛肉、做夫妻肺片等招待余光中。主客大谈诗歌,至夜尽欢,成为诗坛一段佳话。

约好第三次握手,

然而,第二次竟成永别

流沙河和我一边在成都大慈寺里喝茶,一边聊天。他没有讲自己如何辉煌,没有讲自己写过哪些传世巨著,只含笑问候我,并感谢我不远千里来看他。

他说,东北的老诗人都不在了,他很想念方冰、沙鸥、胡昭、丁耶、梁南。他还讲了晋代向秀写《思旧赋》的故事,说“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向秀二人,交谊很厚。后来,嵇康因不服晋王司马昭独揽朝政,被诬陷杀害。有一次,向秀经过嵇康的旧居,看到一片荒芜,不见了老友,又听到邻人凄恻的笛声,不禁悲从中来,深深悼念嵇康,写下了情深意切的《思旧赋》。这篇赋虽然很短,却成了悼念亡友的代表作。他也讲了清末民国四川“五老”之一的刘咸荥在送别赵熙时写的挽联:“五老中剩我二人,悲君又去;九泉下若逢三子,说我就来。”

苍凉心境,先生从容道出。细细体会,其中还是坚强。

那时,流沙河已是81岁高龄,虽然看起来细细瘦瘦,然而精神很好。原来,他有一套“放下两头,遍体清凉只自知”的养心大法。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叫“挑起一担,周身白汗阿谁识”,意思是你挑那么重的担子谁知道呢,这个压力只有你自己了解;下联是“放下两头,遍体清凉只自知”,意思是放下包袱和压力,这个清凉爽快也只有你自己晓得。

流沙河说,这样的心境,是庄子给他的。他能生活在愉快当中,与深入领会庄子所主张的“逍遥”有关。他还提出养心的3个秘诀,这就是虚室生白,减掉心里多余的东西,让心灵始终沐浴着阳光;顺应自然,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随意而快活;平衡有无,不做力所不及的事,量力而行。

采访,在淡淡的茶香中进行。

先生很尊重人。担心我听不懂他讲的四川话,就将自己的话写在我的本子上,使我白白得了他老人家的墨宝。这样,我们彼此道别,先生说不要送,摇着扇子独自走出了大慈寺。

阳光从寺院的飞檐和树冠上源源不断地流淌下来,将那个下午镀成真金的颜色。

2013年6月,我去成都开笔会,看望流沙河先生本来是行程中的内容。6月12日,我和朋友们在宽窄巷子闲走,偶一回头,竟看见了先生。于是,上前打招呼。一年不见,他还是一年前矍铄的样子。先生说,“我是来一家书店讲课的,您好吗?”我说:“我很好,见到您,我很高兴。”他的助手说:“您可以一起去书店啊。”想到朋友要赶飞机,我说:“不了,改日一定拜访。”于是,大家在巷子里合影。然后,就分了手。

谁料转了一小圈,竟神奇地转到那家书店的门口。先生正在里面签售。于是,我就说:“又是一巧。”先生说:“巧呀,是真的巧。”这样,我就带朋友们走进书店,每人得到了老人家的签赠本。临别时,我对先生说:“过两天我与何特木勒老师去看您。”先生说:“好的。事先来电话,我等你们。”可是,后面的行程特别紧,我没有拜访成。当时想,改日再去也可以的。结果,阴差阳错,一下子就错过了这么多年。

更没有想到,我们从此竟再也不能见面了。痛惜。

我时常会想起2012年8月17日那个金色的下午,在成都大慈寺与先生度过的美好时光……

(作者系沈阳日报记者,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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