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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迎客调说唱《梦想七彩光》,都在说流沙河先生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生于1931年11月11日,四川成都金堂县人,大学毕业。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金堂县淮口镇女小教师、成都《川西农民报》编辑、四川省文联编辑、四川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游踪》《故园别》《独唱》,短篇小说集《窗》等,诗论《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写诗十二课》《十二象》《余光中100首》《流沙河诗话》等,散文《锯齿啮痕录》《南窗笑笑录》《流沙河随笔》《流沙河短文》《书鱼知小》《流沙河近作》等。诗作《理想》《就是那一只蟋蟀》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2019年11月23日在四川成都去世,享年8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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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国际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第二届13-18世纪欧亚古典学国际会议暨亦邻真先生蒙古学论著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蒙古国、捷克等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作家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8岁。一时间,许多人的朋友圈为之刷屏。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说流沙河先生。

蒙古族群口好来宝《和平之赞》

16日上午,亦邻真学术论著全集发布仪式及追思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齐鹏飞在致辞中重点提及了亦邻真先生和国学院的深刻渊源关系,最后充分肯定了再版亦邻真先生著作的意义,并号召专家学者利用此次机会,充分总结先生的学术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乌兰简要介绍了亦邻真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内蒙古大学研究中心教授乌云格日勒分别代表国际蒙古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发言,介绍了亦邻真先生的学术贡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吕瑞锋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吴昕阳分别介绍了《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和《般若宝藏:亦邻真教授蒙古文论著及手稿》的出版情况。内蒙古大学教授照日格图向大会赠送了《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集》系列丛书。

回忆起来,笔者与先生见过两次,并且,还有一次长谈。那天,在成都大慈寺,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关于历史、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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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会分为嘉宾发言和亦邻真先生弟子及子女发言两个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主持。

他说:

壮族迎客调说唱《梦想七彩光》

亦邻真先生生前同事、内蒙古大学教授周清澍叙述了本次学术会议的必要性,指出亦邻真先生是全面的学者,其著作值得当今年轻学者学习,尤其号召大家要学习亦邻真先生敢于接受新事物并在该领域取得成就的精神。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骛德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胡日查教授等回忆了自己与先生的交往情形,感谢了先生对自己的提携、鼓励,特别是在学位论文撰写、答辩时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一致认为,亦邻真先生虽不多产,但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此次再版其论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其实我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成崇德教授、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等亦邻真先生的学生,深切缅怀了导师当年的言传身教。亦邻真先生的次女亦然之也回忆了幼时和父亲的故事,自己虽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父亲的教诲影响一生。

那是2012年8月17日午后,我们相约在成都大慈寺见面。15时的时候,一个瘦瘦的老头轻快地走来,一面微笑,一面摇着把扇子。经当时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主任何特木勒的引见,大家坐定。

16日下午,9位学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一位诗人和他的“粉丝”的手就这样握在了一起。我们的距离感明显渐弱,大家开始像成都人那样喝茶聊天。

乌兰做了题为“亦邻真先生的蒙元史语文学课程”的报告。她深情回忆了恩师在1979年3月15日首次讲授“蒙元史语文学”这门课程的情形,由于这门课程难度很大,当时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好在恩师很有耐心,自己逐渐进入了学习状态。亦邻真先生蒙元史语文学定义为“研究蒙古汗国和元代文献的学问。这一时期文献的特点是多语种,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汉语和蒙古语”。课程主要内容为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汉语音韵学三部分,教学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掌握蒙元史语文学的基本知识,并进一步运用到蒙元史研究中去。她最后总结道,语文学是蒙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感谢恩师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听我说自己是满族,先生则说自己“是成吉思汗的苗裔”。“大前年,我去拜了他的陵墓,感觉真的不一样。”

白拉都格其以“关于早期蒙古社会制度的再思考”为题,探讨了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人何时从“野蛮”的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的。他在前人基础上,觉得以下三点值得再思考:一是如何更准确、合理地理解和判断这个过渡及其完成的基本标准、标志;一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回顾和梳理基本文献记载,试求有新解读;一是力求更为准确、合理地解读更大空间范围的基本史实,为本题讨论提供必要的参照系和佐证。

流沙河不姓流,姓余,叫余勋坦。

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的演讲题目是Carmen
Miserabile by Master Rogerius. Some Remarks on the 13th Century
Hungarian Narrative on the Mongolian Expansion. Mater Rogerius
(1205−1266)写作了Carmen
Miserabile一书,这是关于蒙古西征入侵匈牙利的最著名叙事之一,它记载了拔都军队占领匈牙利的情况。碧尔塔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文本中一些特定的关于匈牙利的主题。

晚年的流沙河对自己的族源特别关注,曾做过专门研究。先生说,在国家图书馆藏的《余氏大家谱》中,记载泸州凤锦桥的余氏时,这样记载:元朝皇室后裔铁木健,有10个子女。他们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因政治原因,逃到四川。改铁为金,金乃铁字之偏旁,留有不忘亲祖之意。然后,又恐怕字形相似而受到追踪迫害,又将金字去下划,略省笔而为余。族众一行来至四川泸州衣锦乡凤锦桥。考虑到人多动静大,难以一路同行,族众在一起联诗、合对、盟誓并插柳纪事于溪边,然后四散逃亡各处。流沙河是余氏老大一支的后裔。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骛德做了How the Shengwu Qinzhenglu Was
Written?的报告。艾骛德教授潜心研究《圣武亲征录》十五年,其成果即将出版。他指出,《圣武亲征录》位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和《史集·成吉思汗传》的交汇之处,是研究蒙元早期史的重要材料。该书由成吉思汗编年史和窝阔台编年史两部不同作品组成,二者具有不同风格和名称。《太祖实录》虽已亡佚,但在《史集·成吉思汗传》《通鉴续编》《元史·太祖本纪》等文本,可以确认《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编年史》是《太祖实录》98.8%完成的副本。《圣武亲征录·窝阔台编年史》是《太宗实录》约70-80%完成的副本。元仁宗,大约在1320年,想将元太祖及太宗实录的文本剪辑为一个简短的历史记录,用辉煌的蒙元历史启发当代。《太祖实录》的史源大部是蒙古文,但编纂的组织典范却来自欧阳修,不可简单将其视为单纯的蒙古文史料或汉文史料,这正好说明元廷的复杂性和多民族性质。

2009年9月8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在连续3天绵绵阴雨之后,终于晴朗起来。当晚,流沙河乘坐开往呼和浩特的夜车,在呼包高速公路上疾驶。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的演讲为“《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今已佚失的旧大陆世界地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是成于明初的《大明混一图》及15世纪初叶朝鲜王朝制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时最重要的底图。后两幅地图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后者未曾呈现半岛形的南亚次大陆,而把属于印度的诸多地名定位于亚洲大陆块西南的一个巨岛之上。《大明混一图》则在保留“混一疆理图”里那个巨岛的同时,又在阿拉伯半岛以东增画了一个树干状的半岛,即出现“两个印度”。姚教授在对勘多语种地名的基础上,指出明代制图者对印度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无法确定“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绝对画错了位置。所以他没有贸然将岛上地名归并到新增的半岛上去,而宁可保留着李图上那个岛屿状印度,只是设法避免两处地名发生重复而已。这也说明,《大明混一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制图者对如何在一张图上整合世界地理知识所获致的思考成果。

他的心狂跳不已。他兴奋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感慨万千地说:“只有在北方,在我的故乡,在这样的高原上,才能见到这样明亮的月亮和星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研究员

第二天清晨,流沙河终于走进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一种回归的感觉瞬间撞击他的心灵,那样强烈。

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研究了著名的“俺答汗碑文”。他指出,“俺答汗碑文”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全荣研究员等先后进行过研究。然而,由于碑文有所损泐,部分文字难以辨认,这影响到了对其全部内容的理解。森川教授对该碑文进行了重新转写、注释和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巴哈提·依加汉教授考察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敕哈萨克小玉兹汗努喇里和中玉兹苏勒坦(王)阿布勒必斯的两件察合台文谕旨,在结合相关满文奏折及其它察合台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准确释读和研究。并进而指出清朝与哈萨克的交往过程中,察合台文起到了双向的重要作用,清廷曾把察合台文作为于哈萨克交往的正式公文文书语言之一。

流沙河拜谒了成吉思汗的陵墓,深情地写下一副对联:“秋风怀故土,白发拜雄魂。”落款是“蒙古裔流沙河”。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以“关于东京私人收藏的哈斯宝译《今古奇观》抄本”为题,首先介绍了各地所藏哈斯宝译《今古奇观》的概况。随后对1978年在乌兰巴托收集到的《今古奇观》以及其它蒙古文译本的问题做了详细探讨。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从语言学角度介绍了罗卜桑丹金《黄金史》,并对其旁注的时间、内容做了相关考证。进而得出《黄金史》旁注对《黄金史》本身的研究及对蒙古语语法,词汇,正字法的发展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那一刻,他心中是那样的轻松。

17日,进行了主题为“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两组讨论。

蒙古人的血液,千百年来汩汩流淌,未曾间断,从成吉思汗坚强的身躯,流淌到流沙河诗意的心灵……

“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

沧桑只管流去,理想依然在心

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分别从“蒙汉文史书对明英宗被俘后在蒙古的情形的记载”、“关于景泰帝(明代宗)书复太上皇帝明英宗及给太师也先的书信”和“李实、杨善相继出使蒙古并迎回明英宗”等三个方面重新考证了有关“土木之变”的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依据蒙古文档案,考证了清代内扎萨克六盟盟名的固定时间。清顺治年间,内扎萨克蒙古分六处会盟。但盟名一直不见于清前期史籍记载。实录中内扎萨克六盟名称第一次全部出现是在乾隆二年。近年有关盟会名称的研究,主要通过新发现的满蒙文档案获得进展。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中有一篇理藩院于康熙四十一年颁给各盟扎萨克有关会盟的札文,通过对该档案的解读,证明康熙四十一年内扎萨克五盟的名称此时已经固定,而锡林郭勒盟盟名的固定应当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两次会盟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依据包头市档案馆所藏五当召蒙古文档案,对五当召建寺年代做了考证。

对自己的笔名,先生这样解释:“‘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为中国人的名字习惯用3个字,所以我就把‘河’字补上,这样念起来也顺口。”

内蒙古大学苏德毕力格教授探讨了清末庚子赔款与蒙地放垦的关系。庚子赔款是清朝放弃禁止开垦外藩蒙古各旗牧地传统政策的转折点。对于以土地抵偿赔款的蒙旗而言,巨额赔款使它们永久地失去了大片牧地。后来列强相继退还部分庚款,但退还的款主要用于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和建立大学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惠及当时发生教案的蒙旗,既没有能赎回卖出的土地,更没有建起新式学校。

流沙河,1931年11月11日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书香人家。他自幼研习古文,家庭的教育给他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

内蒙古大学乌云格日勒教授以以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各旗为例,讨论了在遭遇外国,尤其是俄国侵略势力之时蒙旗的被动和无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研究员三个方面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喀尔喀蒙古藏文著述的成就。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Gerlbadrakh教授介绍了蒙古国所藏蒙古游牧图概况,并指出其大部分为18-20世纪的喀尔喀蒙古游牧图,并对游牧图的所载的寺庙、道路和方向等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1947年,流沙河考入省立成都第二中学高中部。彼时,他是个追求光明、酷爱文学的少年。在校期间,他加入进步学生团体“十月读书会”,并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名气一日大似一日。1948年,他在《西方日报》副刊以流沙河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折扣》。

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Natalia
Yampolskaya发现了最早的托忒文文献。托忒蒙古文创制于1648年,但用托忒文写作、印刷的文献却出现较晚。直到最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于1691年给俄国沙皇的信件仍被认为是最早的托忒文文献。不过,在2016-2018年间,Natalia等在哈萨克斯坦的Ablaikit遗址发现了若干桦树皮残片。经过研究后,确认有4份蒙古文文献,其中3份是用托忒文书写的,同属咱雅班第达对《心经》的托忒文译本,第4份还需要修复后再确定。这一发现可将托忒文文献的最早年代追溯至16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叶尔达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发现了托忒文木刻《四部医典》之《总则医典》。《四部医典》是著名藏医学家云丹贡布所著的集医疗实践和理论为一体的百科全书。新发现的托忒文《总则医典》为《四部医典》第一卷,综合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是《四部医典》的纲领和理论基础。根据其跋文,可知倡议者为和硕特部拜巴噶斯之幼子阿布赖巴图尔,翻译者为咱雅班第达,翻译年代大约在1648-1662年,木刻时间在1735-1744年。捷克科学院的Ondrej
Srba以蒙古文文献Gerger qaγan-u namtar,Jarong kašor suburγan-u
tuγuji,Tobčilan jokiyaγsan šasin-u
jiruqai等为中心,考察了18-19世纪蒙古文文本中的时间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乌·托娅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金字《甘珠尔》的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布和朝鲁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涉及蒙古民间信仰的蒙古文《teyireng禳解经》。

1949年,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虽学化学,但他的文学情愫却在心中成长。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他毅然辍学,前往山区当起了小学教员。在那里,他一直进行着革命文学的创作,诗歌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期盼。1950年,经作家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推荐,流沙河调到《川西农民报》工作。1952年,他转入四川省文联搞专业创作。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斯琴博士基于清代档案,结合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材料,梳理了喀尔喀蒙古地区建构的达赖喇嘛转世——嘉色来活佛系统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额尔敦巴特尔副教授谈了阅读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的心得。《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是亦邻真先生的代表作,额尔敦巴特尔通过仔细研读该书,对“主因亦儿坚与札忽惕”、“兀真”和“汪古惕”三条做了考释。呼伦贝尔学院乌日图教授通过利用《蒙古秘史》《史集》的记载及相关传说,考察了12-16世纪布里亚特人的迁徙过程。长江师范学院佟双喜副教授以史料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追溯了自蒙元以来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蒙古人的历史,指出南迁蒙古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构成和民族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博士利用新近发现的明代汉文奏疏,并结合相关蒙藏文材料,详细考察了1578年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仰华寺的历史性会见中蒙古使者的部属及来源,揭示了蒙古使者为促成双方会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957年1月,流沙河、白航等4位年轻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创作的各种流派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然而,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年轻的流沙河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挨批斗,成为“反面教员”。

“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

在此后的20年中,流沙河做过各种体力劳动,他曾在后来的采访中笑言自己“比好多年轻农民庄稼种得还好”。直至晚年,虽年事已高,还能连续讲两个小时的课,都得益于当时的体力劳动。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旺其科娃研究员重点关注了布里亚特收藏的蒙藏医学文献,指出这些文献资源是蒙藏医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目前正在制作相关的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瑜博士探究了佛教中“舍身饲虎本生”的起源问题。“舍身饲虎本生”是一个古老而又著名的佛教故事,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本生故事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孟瑜通过整理分析舍身饲虎各个平行文本中关于事件发生地点的描述以及现存相关的图像遗迹,历代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对该本生发生犍陀罗地区的“圣迹”应属于后人建构。本生故事在各地流传差异较大,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祖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杰博士在沈卫荣、索罗宁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手印文本、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大手印文本及相关藏文底本进行同定、释读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对一些关键引文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文本与冈波巴著作的直接关系。

在被派去烧锅炉的时候,流沙河第一次读完了《庄子》,庄子的达观让他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和自由。从此以后,他开始研读诸子百家,用心聆听圣贤的不倦教诲,顽强地走过那段艰难岁月。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在报告前,深切感谢亦邻真先生对其博士论文的撰写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今天的报告是对先生的纪念。在“大蒙古国”成立前夜,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成吉思汗,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并以回回商人阿三和回鹘商人镇海为例,说明蒙元时期,粟特-回鹘商人的后裔仍然在与游牧民进行着交易。西北民族大学买合苏提·色来木副教授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公开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并阐述了本人计划编写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范围、格式和内容等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那顺达来教授以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祖源》一文中提出的“突厥方向”为题,指出突厥方向本质上为在冬季西风区居住于圆形建筑的游牧民族的方向认知。蒙古国教育大学巴图图勒噶教授研究了蒙古国“Choir”石雕像上的鲁尼文铭文。他首先回顾了一百余年来各国学者关于此铭文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做了转写、释读。

1979年底,流沙河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虽历尽磨难,但他对文学事业的忠诚没有丝毫减损。为了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流沙河在做编辑的同时,每个月还坚持写4个专栏。1985年至今,他的作品已出版20余种。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Rakhmatov
Mardon教授详细介绍了帖木儿时期的相关中亚本土史料。它们主要用波斯语,察合台语和部分阿拉伯语记载。并重点展示了1910年在«Turkestanskie
vedomosti»报纸上发布的察合台文《埃米尔·帖木儿的圣旨》,盖有埃米尔·
帖木儿的杏仁形个人印章,刻文为 “Amir Temur Kuragan Bin
Taraghay”。中国民族图书馆米吉提研究馆员探讨了以昔班尼时期为中心的中亚历史编纂学。他指出昔班尼王朝时期的史学著作都属于通史或王朝史的范畴。在史料来源方面,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有时在序言部分中提到,有时作者暗示自己所参考的史料是谁的作品,但不透露其哪一个。口传史料也被广泛使用。还介绍了有关昔班尼王朝的代表性文献,如《史选·胜利记》《昔班尼本纪》《昔班尼传》等。西北民族大学吾斯曼·居买副教授指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在察合台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以手中一份写于1926年7月22日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为中心进行了考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孔令伟博士候选人新近发现了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旗人苏宁阿《万里回疆图》长卷,指出该图不仅系存世之孤本原件,而且地图以及所附图说篇幅庞大而记载详实,对研究18世纪清朝官方对新疆的经营以及清代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通过研读《万里回疆图》、图说以及序跋中的历史信息,结合满汉文档案相关,可进一步探讨18世纪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间的历史脉动及盛清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

劫后余生,依然怀抱理想。关于那首经典诗歌《理想》,他一直如数家珍——

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研究员指出,清代新疆生态环境方面的满文档案内容丰富,迄今未曾系统公布和研究,而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价值。这对全面了解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深入研究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刚研究员介绍了馆藏的宫中满文档案的种类、史料价值及最新的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建设情况。故宫博物院春花研究员分析了清代由礼部对朝鲜国颁发《时宪书》和通过边疆省巡抚处对琉球、安南颁发《时宪书》的情况。清廷只对朝鲜、越南、琉球三个藩属国颁发过《时宪书》,这可能和它们归化清廷较早及多数人通晓汉语有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宝音特古斯副教授综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档案馆所藏的满蒙文档案史料,围绕八世达赖喇嘛的前世之封号、第穆呼图克图等提请给噶桑嘉措转世灵童改颁册、六世班禅进京祝寿与乾隆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尔巴衣尔博士基于相关满蒙文档案,探讨了清代阿尔泰乌梁海七旗的形成过程。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本届欧亚古典学会议,内容丰富多元,既是对蒙古学巨匠亦邻真先生的最好纪念,也有助于促进蒙古学、藏学、中亚语文学等领域中外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研究的进步。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

由诗人走向学者,理性评价诗歌

复出以后,先生写了十多年的诗歌。但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从此不写了。

诗人不写诗,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这样说:“我早期写诗,到1957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我又开始写了。但我的绝大部分诗,可以拿到现场朗诵,有现场效应,而从长远来说,这些东西不是诗。发现了这一点,我就离开诗歌了。”

此后20多年,先生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专注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庄子研究,出版了《诗经现场》《流沙河诗话》《庄子现代版》《庄子闲吹》等著作,还在《南方周末》开过专栏。

在2012年1月出版的《流沙河诗话》中,先生把诗比作一头可爱的大象,而自己则自谦是大象身上的虱子。仰望大象的轮廓,顿感横空蔽日,如山如岳。他用优美而略带调侃的文字,引经据典,将多年来对诗歌这头“大象”求索后的心得,进行了一番分门别类的梳理。

这本书在古体诗和现代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在诗歌沉寂的年代里,它就像一缕拨动风铃的清风,灵动又活泼。他用传统的诗歌审美观来评论现代诗歌,这和一些评论者引用西方文学概念的方式截然不同。

对此,先生说:“这和我这一生、和我受的教育分不开。因为从少年时代读《诗经》起,我就习惯了一种有韵味的、美丽的、有想象力的作品。现在我老了,还能背诵《诗经》中的许多作品,而且很热爱它们。我觉得,这些诗歌在我最艰难的岁月给了我无数帮助,这种帮助是一种灵魂上的安慰。古人留下那些美好的诗歌,我读了以后心胸一下就开了,眼前就亮了,觉得再苦的日子都有趣味。因为这些诗歌滋养我的灵魂数十年,无法改了,因此就形成了我的一种保守主义的诗歌观。这个对我来说不但是最熟悉的,也是最热爱的。”

对于古体诗和现代诗的关系,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说:“我至今都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够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与现代的一些观念、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我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个打工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如果有可能,我带你去旅行》。他写的诗是现在的生活,写他在外头打工的苦。他的太太在遥远的村庄守着,过苦日子,一年到头就盼望他回来。他没有回,就同情、悲悯他的太太,希望将来有一天有钱了,能够带着太太到外面去旅游,让她见世面。我就突然注意到,他很讲究韵脚,也很讲究诗歌的音乐性,他的诗念起来有节奏感。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能。要是离开了传统,完全凭空形成一种新的诗是非常困难的。”

在先生看来,迄今为止,他所见到的现代诗,有极少数写得好的,比如台湾的余光中等。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学会了一项本领,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含义。

“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松松垮垮、没有节奏、难以上口、无法朗诵的诗。无论那些诗的内容是写个人还是社会,也无论作者的眼界高低与运用文字的方法如何,他们都废弃了中国古典诗歌高密度、高比重的文字,那是一种失败。”

流沙河是最早在《星星》诗刊上介绍台湾诗歌的人,其中以余光中的诗为最。他评价余光中的《乡愁》是“水晶的珠子”。他能大段背诵余光中的诗,还曾经办讲座一首首地讲这些诗。有一年,余光中到他家拜访,先生很高兴,因为两人不但是诗友,还是同姓。先生爱做川菜,他亲自下厨,蒸牛肉、做夫妻肺片等招待余光中。主客大谈诗歌,至夜尽欢,成为诗坛一段佳话。

约好第三次握手,

然而,第二次竟成永别

流沙河和我一边在成都大慈寺里喝茶,一边聊天。他没有讲自己如何辉煌,没有讲自己写过哪些传世巨著,只含笑问候我,并感谢我不远千里来看他。

他说,东北的老诗人都不在了,他很想念方冰、沙鸥、胡昭、丁耶、梁南。他还讲了晋代向秀写《思旧赋》的故事,说“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向秀二人,交谊很厚。后来,嵇康因不服晋王司马昭独揽朝政,被诬陷杀害。有一次,向秀经过嵇康的旧居,看到一片荒芜,不见了老友,又听到邻人凄恻的笛声,不禁悲从中来,深深悼念嵇康,写下了情深意切的《思旧赋》。这篇赋虽然很短,却成了悼念亡友的代表作。他也讲了清末民国四川“五老”之一的刘咸荥在送别赵熙时写的挽联:“五老中剩我二人,悲君又去;九泉下若逢三子,说我就来。”

苍凉心境,先生从容道出。细细体会,其中还是坚强。

那时,流沙河已是81岁高龄,虽然看起来细细瘦瘦,然而精神很好。原来,他有一套“放下两头,遍体清凉只自知”的养心大法。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叫“挑起一担,周身白汗阿谁识”,意思是你挑那么重的担子谁知道呢,这个压力只有你自己了解;下联是“放下两头,遍体清凉只自知”,意思是放下包袱和压力,这个清凉爽快也只有你自己晓得。

流沙河说,这样的心境,是庄子给他的。他能生活在愉快当中,与深入领会庄子所主张的“逍遥”有关。他还提出养心的3个秘诀,这就是虚室生白,减掉心里多余的东西,让心灵始终沐浴着阳光;顺应自然,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随意而快活;平衡有无,不做力所不及的事,量力而行。

采访,在淡淡的茶香中进行。

先生很尊重人。担心我听不懂他讲的四川话,就将自己的话写在我的本子上,使我白白得了他老人家的墨宝。这样,我们彼此道别,先生说不要送,摇着扇子独自走出了大慈寺。

阳光从寺院的飞檐和树冠上源源不断地流淌下来,将那个下午镀成真金的颜色。

2013年6月,我去成都开笔会,看望流沙河先生本来是行程中的内容。6月12日,我和朋友们在宽窄巷子闲走,偶一回头,竟看见了先生。于是,上前打招呼。一年不见,他还是一年前矍铄的样子。先生说,“我是来一家书店讲课的,您好吗?”我说:“我很好,见到您,我很高兴。”他的助手说:“您可以一起去书店啊。”想到朋友要赶飞机,我说:“不了,改日一定拜访。”于是,大家在巷子里合影。然后,就分了手。

谁料转了一小圈,竟神奇地转到那家书店的门口。先生正在里面签售。于是,我就说:“又是一巧。”先生说:“巧呀,是真的巧。”这样,我就带朋友们走进书店,每人得到了老人家的签赠本。临别时,我对先生说:“过两天我与何特木勒老师去看您。”先生说:“好的。事先来电话,我等你们。”可是,后面的行程特别紧,我没有拜访成。当时想,改日再去也可以的。结果,阴差阳错,一下子就错过了这么多年。

更没有想到,我们从此竟再也不能见面了。痛惜。

我时常会想起2012年8月17日那个金色的下午,在成都大慈寺与先生度过的美好时光……

(作者系沈阳日报记者,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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