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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

一位耄耋之年的银发老人,一袭灰白色蒙古长袍,一把70年的四胡,一句句节奏鲜明的蒙语说唱词句,共同演绎出充满历史沧桑与厚重感的古典民族史诗《格萨(斯)尔》。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研究发展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斯)尔》内蒙古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86岁的金巴扎木苏,正在向徒弟传授技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格萨(斯)尔》与《玛纳斯》《江格尔》并列我国三大古典民族史诗,由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共同创造,蒙古族《格斯尔》与藏族《格萨尔》统称为《格萨(斯)尔》,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之一。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巴林《格斯尔》是蒙古族《格斯尔》中的重要一支,具有数百年历史,以口传与书面相结合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讲述格斯尔成为蒙古草原上的大汗,促成各部落和睦相处、共建美好家园的神话故事。”巴林右旗格斯尔文化协会会长孟和吉日嘎拉介绍。作为“中国格斯尔文化之乡”,巴林右旗形成了聚合史诗演述、神话传说、祭祀民俗、歌谣、那达慕、群众文化等为一体的《格斯尔》活态文化系统。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长期生活于此的金巴扎木苏,出身于传统说书艺人家庭,汉语、蒙语切换自如,精通乌力格尔、好来宝等各类蒙古族民间说唱与音乐。年轻时,每每看完《三国演义》《兴唐传》等汉文通俗小说,他便将其改编成蒙语说唱,为牧区群众表演。那时牧区娱乐活动匮乏,他每到一处,牧民就会聚集起来看表演。“草原人民热情好客,如果天黑前我赶路没到地方,便会就近找一户蒙古包,给他们讲故事,管吃管住。”老人回忆。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巴扎木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蒙古族《格斯尔》的收集、整理与表演上。故事、曲调不全怎么办?老人搜集、钻研各类书籍,从中整理归纳出符合艺术要求的故事片段。还有缺失怎么办?他遍访牧区,寻找老艺人、老牧民,将口口相传的曲艺故事记诵下来。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继承传统的同时,表演更需时代特色。“艺人演出要有个人特点,准确把握‘格斯尔’的人物特征后,可按照观众需求,根据时代发展与现代生活习惯,适当丰富情节、改编唱词,发挥演员的艺术才能。”老人边说边表演,如果观众喜欢逗趣故事,就多讲幽默情节;如果观众喜爱惊奇故事,便多些惊险片段……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几十年来,从赤峰到锡林郭勒、从呼伦贝尔到通辽,老人用精湛的技艺将《格斯尔》的故事唱遍了内蒙古,又从内蒙古唱到了全国。如今,老人已传承并创作43万行诗歌、56首曲调,演唱时长达800多个小时,成为《格斯尔》演唱艺人的杰出代表。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被赋予时代特色的《格斯尔》,要想更好流传下去,还得靠一代代传承人接续努力。在传承技艺时,老人始终秉承兴趣是第一要义的想法,“只有真喜欢才能学得会、学得好。”上世纪90年代起,老人毫无保留地将技艺传授给徒弟们,如今,400多名徒弟中已有30多人能够独立演唱10多个小时以上的《格斯尔》了。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49岁的图门乌力吉就是其中之一。他跟随老人学习10多年,已能演唱《格斯尔》达20多个小时,还成立了组合并开始传授学生。前不久,他还到上海进博会为各国来宾表演,让《格斯尔》走上国际舞台。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11岁的苏利得,也是《格斯尔》说唱的小学徒。5岁时,他被爷爷讲的《格斯尔》神话故事所吸引,长大后在校园中继续接触《格斯尔》艺术,“将来我想当一名格斯尔文化老师,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苏利得说。通过学习,他和身边20多名伙伴已经学会演唱《格斯尔》。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看着年幼的苏利得认真学习技艺,金巴扎木苏老人眼中满是希望:“这些孩子是我们巴林右旗《格斯尔》的未来,我会尽自己所能,将《格斯尔》一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记者手记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活态传承 关键在人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保护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经费不足、后继乏人、濒临失传等。如何让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更好地“活”下去,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课题。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这些年来,我国许多地方的非遗技艺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究其成功原因,可以归纳出三点:一是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包括出台系列政策、拨付巨额资金、培养专门人才等。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各界都形成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共识,更多的人自发投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中。三是运用科技手段,越来越多的冷门传统艺术与新的媒介传播形式相结合,焕发出新活力。上述三点间也有另一层关系: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单有资金支持,或者仅凭科技投入,都不足以支持传统文化流传得更加久远。关键还得靠人,重要传承人带头引领,社会大众积极参与。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采访巴林右旗《格斯尔》这一国家级非遗时,记者也从中看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巨大努力:一方面,通过录制影像资料、民间搜集等方式,整理出口传《格斯尔》资料1300多小时,出版《格斯尔》文化资料200余部,完善协会及传习所等建设;另一方面,当地不仅重视文字、影像等物质上的传承,更重视有“活文化”的传承人,使其真正实现了活态传承。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巴林右旗《格斯尔》仅仅是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一例。相信在未来,那些年代久远的传说、戏剧、歌唱、手工艺等优秀传统文化,还会以旺盛的生命力繁荣在神州大地,给我们及后人带来更多惊喜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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