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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要使大家知道把假的生活教育和真的生活教育分别出来,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生活教育之特质

  (爸爸张欣武自述)

  学着心疼妈妈,训练为他人着想

 

  1998年2月中旬,婷儿和欧鹏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当他们还在大西洋上空飞行,拉瑞的报喜邮件已经抢先一步飞到了成都外国语学校。婷儿他们一到家,报社的记者就连夜进行了采访。第二天,《成都晚报》在头版用大红标题登出了《蓉城中学生访美载誉归来》,其它媒体也争相报道。不论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是一般市民,都认为他们在美国的出色表现给中国青少年争了光,也给家乡人民争了光。

  同情和关心他人,是情感智力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关系到孩子将来能否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对独生子女父母来说,孩子在这个方面的情商如何,更是关系重大。如今的中国是独生子女社会,一个孩子是3个家庭的未来,是3个家庭的希望,是6个成年人的精神寄托!如果培养出一个性格忧良的好孩子,那幸福是没法形容的,但如家里出了一个逆子,那精神痛苦则不堪言状。在我熟悉的人们中间,有对父母非常好的,也有对父母很不好的。那些严格要求子女的家庭,孩子都比较孝敬父母,那些娇惯溺爱孩子的家庭,子女对父母都比较凶。这说明朋友之间“以心换心”的模式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很难奏效,那些指望孩子“长大了就懂事了”的纵容型父母,多半都会痛感“亲生的孩子怎么像条狼?”

你如果看过《狸猫换太子》那出戏,一定还记得那里面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出现了两个包龙图:一个是真的,还有一个是假的。我们仔细想想,是愈想愈觉得有趣味了。世界上无论什么事,都好像是有两个包龙图。就拿教育来说罢,你立刻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叫做传统教育;另一种叫做生活教育。又拿生活教育来说吧,你又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主张“教育即生活”;另一种是主张“生活即教育”。我现在想把生活教育的特质指出来,目的不但要使大家知道生活教育与传统教育不同,并且要使大家知道把假的生活教育和真的生活教育分别出来。

  欧鹏和婷儿在积极配合媒体的同时,心里却急得够呛:这次访美足足用掉了1个月呀!高三和高二的同学们,在高考的峭壁上又攀登了一大截了。他们得集中精力尽快赶上。拉瑞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挑战?

  情商专家的研究结论是:善良和体贴是孩子遗传基因中就具备的天性。但如果后天得不到很好的培育,那么就会消失,如果你希望孩子长大后具备同情心、爱心以及责任心,那你现在就必须对他们寄予这些希望。尤为重要的是,光靠说教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让孩子有亲身经历、因为人的大脑分为思维和情感两个部分,人际关系方面的情商技能,只有通过亲身体会才能有效地在情感大脑中发育出来。

(一)生活的 
生活教育第一个特点是生活的。传统的学校要收学费,要有闲空功夫去学,要有名人阔老介绍才能进去。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那末无钱,无闲,无面子的人又怎么办呢?听天由命吗?等待黄金时代从天空落下来吗?不!我们要从生活的斗争里钻出真理来。我们钻进去越深,越觉得生活的变化便是教育的变化。生活与生活一磨擦便立刻起教育的作用。磨擦者与被磨擦者都起了变化,便都受了教育。有人说:这是“生活”与“教育”的对立,便是“生活”与“教育”的磨擦。我以为教育只是生活反映出来的影子不能有磨擦的作用。比如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碰着一块石头,就立刻发出火花的。倘若它只碰着一块石头的影子,那是不会发出火花的。说的正确些,是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与没有受过某种教育的生活,磨擦起来,便发出生活的火花,即教育的火花,发出生活的变化,即教育的变化。

  1998年6月,婷儿正忙着高中会考时,收到拉瑞的电子邮件,他以惯常的简洁方式,开门见山地说:

  这些道理十几年前我并不清楚,我只是简单地想到:应该及早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孩子变成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人。对于3岁10个月大的婷儿来说,最好的方法当然是从心疼妈妈入手,培养为他人着想的习惯。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训练成功地培养起了婷儿的同情心,使她对别人的情感和思想非常敏感,老师和同学都能感受到她减轻他人痛苦、替他人分忧的纯真情感,并因此而喜欢她。不仅如此,这些训练也给我们当年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二)行动的 
生活与生活磨擦,便包含了行动的主导地位。如果行动不在生活中取得主导的地位,那末传统教育者就可以拿“读书的生活便是读书的教育”来做他们掩护的盾牌了。行动既是主导的生活,那末,只有“为行动而读书,在行动上读书”才可说得通。我们还得追本推源的问:书是从哪里来的?书里的真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是毫不迟疑的回答说:“行是知之始”,“即行即知”,书和书中的知识都是著书人从行动中得来的。我要声明著书人和注书人抄书人是有分别。人类和个人的知识的妈妈都是行动。行动产生理论,发展理论。行动所产生发展的理论,还是为的要指导行动,引着整个生活冲入更高的境界。为了争取生活之满足与存在,这行动必需是有理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的行动。

  “艾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得知哥伦比亚和威尔斯利都有专为中国学生设立的全额奖学金,当然,他们只接受最棒的中国学生。不知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

  从(1985年)元月2号起,我要求婷儿在我生气的时候给我消气,很灵验。每当我因为她做错了事而生气的时候,婷儿便依偎在我身边对我说:“妈妈,我错了,你别生气了,我给你背首诗消气啊!”说完便奶声奶气地背着:“朝辞白帝彩云间….”诗还未背完,我早就愉快地笑了。婷儿还用唱歌的办法为我消气,她头两天喜欢唱“我们的祖国像花园….”,后来又唱“摇啊摇,我的宝宝要睡觉”,今天唱的是《草帽歌》。我还没有细想,这样做对她到底有什么益处或害处,但是对我却大有好处了。前些时,我总是很难把生气的情绪很快消除,这样一来,我只用几秒钟就换了心情。客观地说,我高兴起来,婷儿也很高兴,这对我的身体和我们之间的气氛是很有益处的。我想,也许这是在要求婷儿对他人尽责吧?至少她要对我的情绪负责任,妈妈心情愉快就活得长,她就可以和妈妈在一起多过许多幸福的生活。

(三)大众的 
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做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娄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大众惟一的教育。并且孤立的去干生活教育是不可能的,大众要联合起来才有生命可过;即要联合起来,才有教育可爱。从真正的生活教育看来,大众都是先生,大众都是同学,大众都是学生。教学做合一,即知即传是大众的生活法,即是大众的教育法。总说一句,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大众自己办的教育,大众为生活解放而办的教育。

  很明显,婷儿到底愿不愿意到美国读书,拉瑞还没有把握,因为在美国的C-SPAN电视台答听众热线的时候,婷儿是惟—一个表示不打算到美国读大学的中国学生。在婷儿访美之前,我们全家曾经商量过对婷儿读大学的设想,大家一致的看法,都觉得在研究生阶段再出国更合适。在C-SPAN,婷儿回答的,就是当初的这个设想。正因为如此,拉瑞感到有必要先征询一下婷儿的意见。

  因为我咳嗽,说不出话,不能给婷儿唱歌,讲故事,婷儿说:“那我就给你讲。”她要讲好笑的故事,这样就开始编“愚蠢的故事”、“奇怪的故事”。(如:地里面长了一棵树,它长啊长啊,长得很大,树叶全是手电筒,你说奇怪不奇怪?)编了许多,大同小异。这是个很好的兆头,要注意启发她的想象力,幽默感,这对她今后的事业,益处无穷。

(四)前进的 
有人说,生活既是教育,那末,自古以来便有生活,怒有教育,又何必要我们去办教育呢?他这句话,分析是对的,断语是错的。我们承认自古以来便有生活即有教育。但同在一社会里,有的人是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生活来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过前进的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前进的意识要通过生活才算是教人真正的向前去。

  对拉瑞的这个邮件,婷儿还是重申了原来的设想,并好奇地问:你认为我有多大的把握竞争美国名校的全额奖学金?

  这会儿,我可爱的女儿已给我挤好了牙膏,等着我去刷牙,她自己则坐在被窝里唱京剧,还说:“这段京剧要拿着袜子才能唱!”因为她的红袜子就放在枕头边,是她惟一能拿到的“道具”。

(五)世界的 
课堂里既不许生活进去,又收不下广大的大众,又不许人动一动,又只许人向后退不许人向前进,那末,我们只好承认社会是我们惟一的学校了。马路、弄堂、乡村、工厂、店铺、监牢、战场,凡是生活的场所,都是我们教育自己的场所。那末,我们所失掉的鸟笼,而所得的倒是伟大无比的森林了。为着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力是必然的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所以,整个中华民国和整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的学校咧。

  很快,拉瑞又来了一封邮件。拉瑞说:“竞争的成败不取决于我的推荐信,而在于你有多优秀。不过,我以前推荐的两名学生,被录取后表现得都很出色,因此,我的推荐在学校方面应该有点信用。但这不是有绝对把握的事,这种竞争总是有些不确定的因素。”接着,拉瑞进一步分析了婷儿在中国和美国读大学的利和弊。他毫不含糊地认为,婷儿如果能直接申请到美国大学读本科,显然更有利于将来的发展。他觉得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冒险。不过拉瑞毕竟是个执业多年的律师,职业习惯使他没有把这个结论强加给婷儿,而是希望婷儿认真考虑他的建议。

  ……
这些训练使婷儿同我的感情交流变得频繁,也很有内容:一次在路上走,她要求我把手套去掉,说是“隔着手套就不能把我的爱传给你了”。一个3岁多的孩子能有如此动人的情感体验,何愁她长大以后不懂感情!

(六)有历史联系的 
这里应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人类从几千年生活斗争中所得到,而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但是我们要留心,千万不可为读历史而读历史。我们教训必须把历史的教训,和个人或集团的生活联系起来。历史教训必须通过现生活,从现生活中滤下来,才有指导生活的作用。这样经生活滤过的历史教训,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倍上加倍的丰富起来。倘使一个人停留在自我或少数同伴的生活上,而拒戈尔巴乔夫广大人类的历史教训,那便是懒惰不长进,跌在狭义的经验论的泥沟里,甘心情愿的做一只小泥鳅。第二,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争取大众解放,它必须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着要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它必须德育大众联合起来解决国难。因此,推进大众文化以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是成了每一个生活教育同志当前所不可推却的天职了。

  当时婷儿才满17岁,做什么决定,都还需要监护人的同意。所以拉瑞也没有忽略从法律的角度让婷儿征求父母的意见。

  不过,我在“关心他人”的训练上也有操之过急的时候,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1985年春节我带婷儿到姥姥家探亲期间:

(原载1936年3月有6日《生活教育》第3卷第2期)

  得知拉瑞的来信内容后,我们3个人先都兴奋了一阵—一我们觉得,拉瑞的态度又一次证实了婷儿的发展潜力。接着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到美国读书,毕竟是关系到一生成败的重大安排,不仔细权衡利弊,不能轻率做决定。况且它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太多太多。一旦确定出国读书,婷儿现有的整个生活安排都需要做出大调整,这就像一辆飞驰的汽车想转急弯一样困难。

  回家后,家里有个比婷儿更小的孩子需要包括婷儿在内的人照顾。对此,我缺乏思想准备。当婷儿不能自觉地小声说话、关门、轻轻走路,以利于小弟弟睡觉时,我就对她简单粗暴地威吓,人多的时候,也是用粗暴的态度来控制,动不动就吼她,斥责她、这一点使我吃够了苦头,一是婷儿很快就学会了我新使用的那些词,什么“跟我顶嘴”、“犟嘴”等等,而且也动不动就吼我;二是我的高压政策失灵后,脾气就更急躁,心情更烦,态度亦更坏。

  再就是申请美国大学的条件。首当其冲的就是托福考试成绩。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快到离家的时候了。我马上决定调整和婷儿的关系,恢复耐心讲道理。我同婷儿约好,双方都不吼,谁吼,对方就提醒。这样见效也很快。

  除了其他各方面的优秀表现之外,拉瑞对托福成绩也很重视,他给婷儿提出的标准是要考到640分一一想得到美国名牌大学的奖学金,就得考到这么多。这可是一个不低的要求!如果托福考得不好,或者其他方面达不到哥伦比亚大学和威尔斯利学院的要求怎么办?拉瑞也没忘了加上他的看法:如果不能被第一流的大学录取,就不如不到美国读书。

  这段弯路提醒我:身教确实重于言教,简单粗暴的方式绝对教不出温文尔雅的孩子。

  拉瑞爱惜人才,那份无私就像洋雷锋,心情的殷切和执著也一点不亚于中国的伯乐。不过,拉瑞也像很多美国人一样,做事极看重效率和成果。他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也需要抓紧时间,多做几件有价值的事情。婷儿要是无法证明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拉瑞也只好遗憾地把她从自己的名单上划掉。

  最佳时间段,专心学识字

  由于在此之前,婷儿和我们都把出国读书看成是大学本科读完后的事,以至婷儿除了学校安排的英语课之外,从来没有专门为考托福做过一点准备。

  每天晚上临睡前,婷儿的精力最集中,只要允许她坐在床上做事,她干啥都愿意,而且不嫌时间长。我就把对这个年龄段来说难度最大的学习活动安排在这个最佳时间段:

  临阵磨枪,很容易变成败兆。在临近高三的门坎前,时间贵如黄金,仓促上阵考托福,能考出好成绩吗?

  二十几天前,我开始训练婷儿倒数数的能力(这是一道7岁孩子的智力测验题,婷儿快3岁时没通过的),3天时间(临睡前几分钟),她通过分解两位数中哪位在前哪位在后,然后反过来说的方法,学会了倒数两位数。第5天,我就要她直接回答,居然成功了。间隔了十多天后,昨晚她忽然想起这个游戏,又要考我,考来考去,她忽然也能倒数3位数了。[HT】

  拉瑞的建议,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次考验一-不合格,就别“上岗”!艰难的抉择:是否到美国读大学?

  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促使幼儿尽快从“模式记忆”发展到“分解记忆”,有利于早日转向通过偏旁部首和笔划来学认字。我一直希望婷儿快点学会认字,早日进入自己阅读的阶段,我好腾出时间搞学习。

  在是否申请美国大学的问题上,婷儿和我们都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不决。使我们决定不下来的原因,正是时间不足。

  从婷儿4岁生日起,我正式开始教她认字。我给她念一个故事,教她认故事中的两三个笔画较少的字,效果很好。现在婷儿认字正在脱离“模式记忆”阶段,她已能接受从字的笔画、构造入手来识字了。这一点是从去年冬天学三横一竖的“王”字开始的。“王”字上面加一点,就是“主人”的“主”,于是婷儿写出了第一句话“一个小主人”。开始写的时候,“一”是竖着的,“人”是横着的,5个字各在一万,互不相干。现在她已能从左往右写了,但笔划还是乱的。大前天写“萝卜”的“萝”,她就写倒了,可见还缺乏倒顺观念。这正是“模式记忆”的特点之一。我从为4岁时写字是次要的,只是识字的一个辅助手段,于是就想出让她在塑料小板上拼字。用锡箔纸搓的小棍摆字的办法,这个办法挺有效。我准备用纸壳剪成笔画来让她拼。

  婷儿马上就要读高三了。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高三,用该校历届毕业生们的话来说,是一场“人生的洗礼”。不少往届的高三毕业生都说,正是由于经历了一年的艰苦拼搏,才让他们自豪地宣称,人生没有什么苦是他们吃不下来的。高三学习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刚开始,我担心婷儿还缺乏分解声母韵母的能力,没有打算正式教她学拼音,但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也许要学会了拼音才能分辨声、韵母?是的,我错了,应该马上就开始教她声母和韵母。刚巧我的老领导里克爷爷从北京给婷儿寄来一套带拼音的彩色童话故事集,正好用来做教材。

  学校的作息制度, 要求每一名学生从早上 6:
3O就要到操场参加早锻炼。紧接着,每天的紧张学习任务就像压路机似的,轰隆轰隆地碾将过来、除了午饭后和晚饭后短暂的休息之外,学习一直要持续到晚上10:30。

  这样做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我在一个多月后写道:

  晚自习结束之后,学生们还要自觉开“夜车”。11年寒窗苦读,马上就是最后一战了,都互相较着劲儿,你看书看到12:00,我就要做题做到凌晨1:00才肯罢手。

  一、识字

  这样一来,睡觉不足就成了普遍问题。婷儿高三的时候加上中午打个旽的时间,平均每天能睡上6个小时就不错了。

  l、速度加快了,我注意选择跟学过的字有关的生字让婷儿认,如从“工”到“土”、“干”,从“大”到“天”、“太’,从“刀”到“力”“刃”,抓住特点,一次就能记住几个字形相近的字。

  如果婷儿决定申请美国大学,立刻就全面临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学校的任务,一个字也不能少,这意味着每天要在早上6:15起床,午夜12:00睡觉。另一方面,要填写的美国大学申请表,堆在一起差不多将近一尺厚,同样也是一个字不能少。那又会在几点钟才能睡觉?

  2,分解能力加强。已习惯于通过笔划、偏旁部首识字、记字。

  拉瑞只推荐婷儿申请名牌大学,而名牌大学即使在美国,也是供不应求的。竞争的主要对手将是那些早就在摩拳擦掌的美国优秀中学生。访问美国期间,婷儿亲眼看到了美国学生准备参加“高考”的方式—一由于美国中学都是学完一门课,就结业一门课,不像中国把6年的功课集中到一起“秋后算账”。早在11年级,相当于中国的高二,美国中学生就已经相当轻松了。他们只要参加英语和数学两门课的“学者资质考试”(SATI),就有资格申请读大学。婷儿跟美国学生竞争,就像一名举着杠铃的运动员,与一群轻装的短跑运动员赛跑一样,从态势上看就很不利,不能保证成功。

  3、兴趣更高,我很注意讲解字义,尤其是字的本义,字形和字义之间的关系,使婷儿感觉有趣,无形中加深了理解。这种对字的本义的探求,积累起来,便会对民族的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认识。对于探求民族精神是有益的。

  所以国内高考,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来,就不得不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这历来是兵家大忌。

  二、写字

  是否申请美国大学,成了婷儿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过,此时的婷儿已经比以前成熟多了,她知道做重要决定的方法。

  进步幅度出乎我的意料,13日夜婷儿要求我讲《宝石灯》,我说你要能自己学会写“宝石”二字,我就讲。等我洗漱完毕,婷儿已写好“宝”字,正在学写“石”,写完后首先问我:“你看‘横’平不平?”我说:“比过去平多了,但还不够!”婷儿又写几横让我看,表现出对“横平竖直”的自觉追求。14号在李累家里,她自己写的“宝石’二字,无论大小、排列都很合适,同当初那个倒着的“萝”字相比,简直天上地下,时间不过相隔一个来月。

  还在初中阶段,我们就多次教过婷儿:面临重要抉择时,务必“集思广议”。她牢牢记住了这套方法。她善于遇事先开“家庭会”,让我们各抒己见。等把方方面面的利弊都抖了个底朝天,她再最后拍板。用这个办法,她不止一次解决过棘手的事,尝到了“借脑’的甜头。

  今天写昨天学的“宫”和今天学的“奇”,我就有意识地教她笔划顺序,坚持要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许把一笔写成两笔。同时注意字的间架搭配。不错,写会了“宫、奇、可”三字,自己又画了个“口”,加了个“玉”,写了个“国”字。

  我们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虽然没有很快做决定,但思路却逐渐变清晰了——

  三、常识

  由于家庭财力的原因,只能考虑申请美国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即使是能得到美国方面的半奖,也不能考虑,因为剩下的学费对我们来说,仍然无法承受。

  现在教她常识或是从她的提问入手,或是就眼前的事物谈起。婷儿爱联想,常有“大桥的桥和瞧你的瞧是不是一个字”这样的问题,我便从两个字的字义不同讲到偏旁不同,同时尽量把与“桥”同音的字讲给她听,如乔木的乔,又从乔木讲到灌木,趁机教她学会区别这两种植物。

  1998年,哈佛学费为21342美元,加上房费、书本费、健康保险、日常生活服务费等等,总额是33250美元。这还不包括长达3个月的暑假生活费用。其他美国大学也大同小异。哥伦比亚大学这年收费33296美元,比哈佛还高。普林斯顿收费33O40美元,布朗大学稍低,也要交31950美元。它们任何一家每年收费的1/4,都会使大多数中国工薪族裹足不前。

  很明显,这种“联想识字法”和学校的系统教学有很大不同。因为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去参加某个年级的考试,而是为了继续开发婷儿的智力,让她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并在快乐的学习中发展联想能力,积累学习方法。这种“快乐体验”将成为孩子热爱学习的心理基础,比识字的数量和速度都重要得多。

  我们不想让婷儿到美国去打工挣学费,面对沉重的生存压力,又处在身体疲劳和学习紧张的夹磨中,怎么可能把知识学扎实?何况还有安全隐患。

  婷儿运用“联想法”学到了不少字词和知识,也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天,我让她向我们的第二任主编文爷爷问好,婷儿问过好后接着就问:“文爷爷是不是蚊子的蚊?”还有一次,住在我们办公室隔壁的著名作家周克芹问婷儿:“你姓什么?”婷儿认真地回答道:“我姓谈,痰盂的痰。”(我爸爸依祖姓给婷儿取了个别名叫“谈蕙”,婷儿很喜欢。最出彩的一次是,婷儿问省音协的安爷爷:“你是不是姓安徒生的安?”把安爷爷高兴坏了,连连夸奖:“这个小不点儿还知道安徒生呢,不简单!不简单!”

  况且,婷儿也非常看重国内大学,就在国内考一所好大学读完本科也不错。国内名牌大学扎实的学风,同样能为婷儿一生打好基础。为了避免两头落空,国内高考不能放弃!

  说话数数都要快,训练思维速度

  几经商讨,渐渐地形成了一致意见一-在现有条件下,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激发婷儿的潜能,把一分钟掰成几分钟来用。另一方面,爸爸和妈妈也要全力以赴,当好“后勤”’。

  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大量研究智商测验成绩时发现:“决定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心理活动的速度。我们来看一个最简单的题目:说出数列3,6,9,12….在这个题目上,没有人会感到困难,也没有人会出现错误,但是,有的人可能在几秒钟内说出十几个数字,有的人则只能说出几个。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将在那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上得到同样的表现,也就是说,对容易问题回答很快的人,对困难问题的回答也快,反之亦然。这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活动的速度差异,是决定智力差异的基本的和固有的基础。”

  如果时间还不够怎么办?那就适当降低国内高考目标,放弃北大,必要时准备接受二流大学。这对婷儿是个痛苦的决定,一想到可能会失去读北大的机会,她甚至流下了眼泪。

  我在《自己测智力》上看到这段话后,就把训练思维速度纳入了婷儿的培养计划。具体做法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说一遍就要听”,主要是通过快速算数来促使婷儿加快对信息的反应速度。不论是书上画的还是实物,只要有简单计算的机会,我都要请婷儿数一数,算一算。数数的时候,我要求婷儿看和说的速度要尽可能快,不许“嗯嗯啊啊”地磨蹭。

  付出这些代价的目的,就是要对那些世界一流大学、那些似乎不可企及的目标发起一次冲击。即让失败了,也要败得一生无憾!

  广泛数数的同时,我经常让她比较有明显差别的物体,教认形体并数清各种形体的数量。教她加减计算的时候,则不强调快,只强调准。因为只有建立在准确基础上的快才有意义。事实上,当婷儿已经习惯于快速反应的时候,也就不习惯慢腾腾地磨了。这时候我反而要提醒她不要慌,不要急于把没有核对的结果拿来交账。

  颖一一美国名校的中国女孩

  遇到分配好吃的东西,更是趣味教学的好机会。婷儿过生日的时候,我问婷儿:“罐头里还有7个荔枝应该怎样分配?”那天晚上,她用玩具计数器算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从“你吃7个我吃3个”之类的方案中,做出了“你吃4个我吃3个”的正确选择--模仿“孔融让梨”,双重正确。最后,我们一人吃了3个,多出来的那一个荔枝先是做了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教具”,然后才被我们愉快地分享了(我本想把这个荔枝奖给她吃,但考虑到“孔融让梨”不能假让,还是“狠心”吃了一半)。

  6月底,拉瑞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告诉婷儿一个新的消息:

  除了识字和算数,画画和看图说话也在随机进行。需要说明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了掌握技能(我把婷儿的技能训练放在小学阶段),而是为了在3-6岁的宝贵时段有效开发智商和全面激发求知热情。

  颖,一位威尔斯利学院二年级的学生,将要到成都做暑假实习。拉瑞希望,她能在语言和其他方面给婷儿提供帮助。

  婷儿画画的进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更专心,更好学,有点入迷劲。二是画的对象增多了,从太阳,花草,男、女孩,逐渐增加到蝴蝶、蜻蜒、鸟、蝌蚪、果子、房屋、河流、桥、兔子、小鱼、金鱼、云彩。下半年让她参加幼芽艺术班学绘画,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不久,婷儿接到了一个女孩的电话,声音甜甜的,一口挺标准的普通话。这就是刚从美国抵达成都的颖。颖希望尽快跟婷儿见面。

  看图说话时,婷儿习惯性地要海阔天空地去编。我要求她首先按图上的事物说,做到之后又教给她如何组织材料,有动物时先说动物,再通过动物的眼睛去看周围的景物,没有动物时,就先说周围的东西,再说大的东西。刚才,我请婷儿又说了一张画,只提示了一下先后的原则,婷儿说得很好、以后有时间专门记几段她的看图说话。她说的是自己画的图。我想这种训练,将有助于她进一步注意构图的内在联系,并增强她的表现欲和表达能力。

  我们要婷儿邀请颖到家里来作客,希望这位远离父母的女孩能多感受到一点关爱之情。

  为了让婷儿体验学习的实用性,我让婷儿给姥姥、姥爷写了三十几个字寄去,并寄去两张她的画,婷儿在信中提出“请姥姥给我写点小信”,姥姥每次回信,都没忘记专门给婷儿写张“小信”。

  几天之后的一个周末,颖来了。年龄跟婷儿差不多大,个子高高,面容清秀,是那种一眼之下,就让人感到清纯无邪的女孩。

  可惜的是,学英语的事还无法搞,因为买不到有声教材,我又不会。在湖北老家的时候,婷儿每天晚上还在电视机前看半小时的英语教学节目《跟我学》,从1岁8个月看到两岁11个月。这一年多的经历在婷儿进外语学校上初中的时候才显出它的效果,婷儿告诉我:“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英语是自己的语言,就像母语一样。”其实,这就是幼儿时期印刻在大脑里的信息在起作用。

  颖从小学五年级起,就随父母移居美国,后来又加入了美国籍。无论是用中国标准,还是用美国标准来看,颖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她到美国的时候是11岁,短短的9年时间里,她从英语ABC开始,迅速把美国绝大多数的同龄女孩远远甩在了身后,考进了这所每年招生仅500多人的顶尖级美国女子学院。

  婷儿上小学之前,我还买不起电视机,婷儿也未能继续跟着电视学英语。现在回想起来,还真得庆幸。如果当时家里就有电视机,我很可能会像其他人一样,把电视机当保姆,让孩子一连几个小时呆坐在电视机前被动地看电视,自己去忙其它的。这样就不可能在婷儿的智力开发和情商培养上花那么多的时间,下那么大的功夫,婷儿也决不会有今天。

  如果不说英语,仅从外貌上,不容易看出颖从小在美国长大。她坐在那里微笑着,更像是邻居家的乖乖女。

  欧美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脑电波和睡眠时的脑电波非常接近,这种状态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来说,显然是在耽误刺激大脑发育的最佳时段。据我观察,那些用电视机当保姆带大的孩子,最容易养成懒得动脑筋的坏习惯,因为和电视机在一起傻傻地看就够了,没有人迫使你做出反应、除非是大人陪着孩子边看边问边讲,把电视节目当教材,才能起到扩大幼儿知识面的作用。即使如此,对两岁以下的幼儿来说,仍然不如用实物作认知对象的效果好。

  有不少中国人出国之后,由于长期不说中国话,不仅口音会出现变化,而且在说中国话的时候,常常会出现“卡壳”的现象。可是颖的普通话讲得非常流利、自然。她自诉我们,她在美国经常看中文报刊,所以中文一点也没有丢。

  在婷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主要是把电视剧作为教她认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的教材,在促进思维能力方面,电视只被用来训练过婷儿快速观察和描述活动画面的能力,那时她已经读小学四年级了,已经有能力进行具有相当难度的快速思维训练了。

  在颖的身后,我能想象到她的父母一-尽管移居异国,仍然怀着对故土深深的眷恋,而且非常明智地使颖在融入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保留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热爱。实际上,这种同时熟悉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孩子,将会比那些“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华人子弟有更大的发展余地。

  从小多做事,益德又益智

  出于职业习惯,我很有兴趣地观察到,她跟一般中国女孩有一点明显区别——目光不同。

  这里说的“做事”,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小家务,另一个是小事务。

  大多数中国女孩跟人谈话的时候,特别是面对认识不久的人,极少有目不转睛注视着对方的习惯。但颖谈话时常常专注地直视对方,一点也没有目光的游移。这是西方人常见的习惯。而且她的目光既直率又坦诚,让人从目光的交流中,就能很快了解她。

  婷儿3岁起,就开始承担一些打扫家庭卫生的任务,每次吃完东西,桌面和地面的果皮和瓜子壳都由她收拾。上街买东西的时候,问路、问价钱、请售货员过来、提要求等简单的事务,都是由她出面去办。有时候我们没有时间排队,也是由她上前去向服务人员和排在前面的人说明情况,请求得到优先照顾。这些事,婷儿每次都办得很成功。为了不让婷儿产生道德观上的混乱,我事先已经教过婷儿:“用欺骗或耍赖的办法插队,是令人讨厌的自私行为。如果排队确实有目难,应该正大光明地请求帮助,只要你说得清楚需要帮助的理由,人们一般都会让你优先的,因为中国人有尊老爱幼的好习惯。但是如果你说不清楚,那我们就只好不办这件事了。”婷儿十分清楚“加塞儿”和“请求优先”的区别,每次得到照顾,都忘不了真心诚意地向那些好心人连声道谢。

  颖和婷儿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每到周末,婷儿从学校一回家,就给颖打电话,约好时间,邀请颖到我们家来。有时,颖也会打电话过来,很直爽地问:“我到你们家来玩,好吗?”“长春藤联校”和“超级微型学院”

  我让婷儿从小多做事,并不是因为需要她分担家务。我这样做的惟一理由是:多动手、多办事,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和性格培养具有其它训练手段无法替代的作用。

  颖向婷儿推荐了一批美国大学,清一色都是一流学校。仔细看这些学校的名气和条件,只觉得每一所都让人怦然心动。

  美国哈佛大学的威特伦学者花费了40年时间,追踪观察了256名波士顿少年,结论是:从小爱劳动、能干事的孩子成年后,与各种人保持良好关系的比不爱劳动的孩子多两倍,收入多5倍,失业少16倍,健康状况也好得多,生活过得美满充实,因为劳动能使孩子获得各种能力,感到自己对社会有用。

  颖跟婷儿接触以后,了解了婷儿的实力,觉得婷儿有能力问津这些大学。

  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的个体成长也需要劳动和制作。因为劳动和制作需要动手,手上大量的神经束通向大脑,促进脑神经元的发育和完善;还因为劳动和制作,肯定伴随思维和想象,必然促进智力发展,所以自古以来都把“心灵”和“手巧”连在一起,相互促进。

  大体上颖推荐的大学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著名的长春藤联核
(IvyLeague),以哈佛大学为首。另一类是被美国人称为“超级微型学院”(SuperMinicolleges)的一批最有名的文理学院。

  婷儿很爱劳动。(1985年5月)12号买的3斤土豆全是她洗的,我只说了一下洗的方法。13号拌的黄瓜是她洗好切成块的,还有中午炒肉用的蒜和姜。当然用的是“杀人不见血”的餐刀。

  美国的“长春藤联校”,或称“长春藤大学”,是美国东北部开发最早的地区的一批最负盛名的大学,一共有8所,即: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它们的校园里,有许多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建成的古老校舍,红砖的墙壁上爬满了浓密的长春藤,于是“长春藤”就成了它们的代称。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这8所大学无一例外地总是被排在最高的“明星级大学”的行列。

  婷儿扫地比过去干净,衣服叠得比过去稍整齐一点。玩具床收拾得很好,不比我收拾的样子差多少。

  “文理学院”(LiteralArtsCollege),在美国是指那些只有文、理两科的学院。而美国人所说的“超级微型学院”(SuPerMinicolleges),则专指美国东北部地区几所历史悠久的名牌小型文理学院、如威尔斯利学院、安姆赫斯特学院等等。

  卫生方面能自己冲澡,只需帮她洗背。如不冲澡,只需帮她倒热水和洗一些难洗的地方,水温她自己掺冷水调。不随地吐痰,果皮果核都吐在盘里。

  “微型”,是说它们的规模都很小,其中,蒙特豪里尤克学院,目前的在校学生只有2054人,全部是女生。威尔斯利学院只有2300人,也都是女生。安姆赫斯特学院是男女合校,规模更小,只有区区1600名学生。

  暑假,我考试,婷儿就到我表姐那去住了两个半个月,回来后每天午饭都由婷儿洗碗,通过坚持做没有趣味的事来练毅力。

  “超级”,则是说它们的档次都相当高。尽管它们规模都不大,也都没有设立研究生院。但由于它们都在长达一两百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极好的学术声誉,师资力量非常强,在它们的教授中,同样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泰斗级的人物。它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大都能考入出色的研究生院,或是找到颇不错的工作。所以它们在美国历来是美国的尖子学生竞相角逐的目标。

  早教专家冯德全说:会生煤炉的孩子最懂得工作的步骤,因为他积累了经验,掌握了规律,他的能力在各种场合又互相迁移。而很少劳动的孩子就会失去这一切。早期劳动和制作,还能培养起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的品质,养成劳动的习惯,培养起乐于创造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从小不劳动和不会操作的孩子,他一生就可能失去以上优良的品质和品德。

  颖建议婷儿也去申请几所“超级微型学院”。

  让一个已经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小懒虫改变好逸恶劳的恶习是很困难的,这往往需要一整套奖励和惩罚的制度才能奏效,而且不一定能做到从内心变得热爱劳动。但在把模仿大人当游戏的幼儿阶段,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却并不难。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刚会走路的孩子,就有了帮妈妈做事的要求,两岁时会帮着递送物品,3岁时便产生了参与成人生活的愿望,4-5岁时就能自己收拾玩具、衣服和洗刷自己的碗筷,这说明孩子的娇懒不是天生的。从人的本性来讲,是愿意做事的,只怪父母过分照顾,事事都要包办代替,才使孩子养成了不劳而获、娇懒成性的恶习。

  颖问婷儿推荐的大学中,首先是她正在就读的威尔斯利学院。该校历来是美国公认最好的、带有贵族色彩的女子学院。肯尼迪总统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就是从这所学院毕业的。

  对独生子女父母来说,不在幼儿时期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和办事能力,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

  当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之所以能在美国社会各阶层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到广泛的外援,就跟她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的履历和教养有很大关系。威尔斯利学院还出过不少名人,最近的一位,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莱特。

  社会心理学家曾做过一项有趣的调查,调查发现:亲子之间的纠纷,大多源于子女过分依赖父母,使父母感到力不从心,子女则因为某些要求没得到满足,而埋怨父母无能。那些从小习惯于大小事都依赖父母的孩子,成人后的自立自理能力都比较差,遇事总是指望着父母一帮到底。随着子女的需求和父母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相互间的不满和怨言也与日俱增,以至出现纠纷和冲突。这些孩子很少考虑自己为父母做了什么,他们把父母为他们付出的艰辛劳动看作理所当然,一旦父母失去了自理能力或劳动能力,这类人很少去尽起码的孝道。

  除了名气,该校还有许多吸引人之处:它对学生学业实行高标准的要求,使学生们普遍都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所实施的学术交流计划,使学生们有机会进入美国其他最好的大学去博采众家之长。与之交流的大学中,就包括美国的“清华大学”——MIT
(麻省理工学院)。这对不满足于一般文科课程的婷儿,吸引力非常大。她希望自己的求学经历中,有一定程度的工科背景。

  城里的独生子女父母也许并不一定需要孩子出钱赡养自己,但是得不到惟一的孩子对自己的关爱和体贴,总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农村的孩子们目睹父母的劳动,也参与一些辅助劳动,对父母的辛苦有直接的体验,大多都比城里的孩子心疼父母。城里的孩子很难体会到父母工作的艰辛,更需要让他们在家务活中体验父母的劳累,即使家里有保姆,也应该让孩子洗自己的小衣物和打扫自己房间的卫生,以免养成“少爷作风”。

  威廉姆斯学院,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名牌文理学院之一。它的教授中,从哈佛、耶鲁、斯坦福这些著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之高,在美国的文理学院中也是数一数二。这所学院教授与学生的比例大约是1比1O,这使学生们即使在课堂外,也有大量时间同教授们一起切磋学问。这所学院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机会到国外和校外从事自己选择的研究计划,学生们开阔眼界的机会之多,可想而知。

  其实,做家务也是孩子拓展知识面的好机会,比如说,我教婷儿洗袜子时,就谈论肥皂和洗衣粉的去污原理;婷儿协助我做菜时,就谈论糖或盐的溶解、浓度,味道和味蕾的关系等等。我们的开场白通常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达特茅斯学院在美国最棒的明星级大学中,被排到第8位。它的学水声誉被列为最高的五星级。拉瑞当年就是这所大学出来的。达特茅斯的老校长迪基为该校确立了放眼世界的传统,这对培养能在国际舞台上驰骋的人才非常有利。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该校的很多课程都有机会到国外去做研究。学哲学的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学戏剧的到英国伦敦,学生物的到中美洲和加勒比诸岛国,学亚洲研究的要到中国和日本。对世界的了解融合在学习的过程中。

  灌输双重标准,练习宽容待人

  哥伦比亚大学也是拉瑞建议申请的主要目标。在强手如林的美国众多大学中,它的排名和学术声誉一直都被排在最高的一档。它的校长中出过一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它的教授和毕业生中,诺贝尔奖桂冠获得者的人数,在美国各大学中名列前茅,有56人之多。由于它不同寻常的优越地位,它对生源的要求也极高。对海外学生,光是托福成绩,最低限度都要达到600分以上。如果想拿奖学金,各项要求之高,更是不难想象。

  我对婷儿要来很严、很细,一次都不肯放宽标准,婷儿对别人亦表现出这种要求甚严的态度。我要求她做事情和纠正错误都要做到“说一遍就听”,她也要来我说一遍就听。我当然很听话,但别人就不可能按我们的标准行事了。婷儿在弄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道理之前,不止一次地陷入双重标准带来的心理冲突之中。婷儿曾不止一次地哭着问我:“为什么比我大的我也要让,比我小的我也让?”“为什么他这样就可以,我这样就不行?”

  但是,所有这些大学中,没有哪一所对婷儿的吸引力能超过哈佛大学。富有魅力的哈佛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1985年初的探亲途中:

  美国的《时代》周刊曾以“推动美国的25双手”为题,评选出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25位美国人。在入选的教授、科学家、宗教领袖、政治家、企业家、影业巨子等人物当中,哈佛大学的教授或毕业生就占了7人,超过了总数的四分之一。

  2月9比我带婷儿从窗户爬进火车,整整一昼夜,又热又臭又闷,然而最难忍的是渴。婷儿盯着别人的一堆“手榴弹”(塑料包装的水),愤愤地说了半天:“哼,光顾自己不顾别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制止她,“手榴弹”的主人却被婷儿的神情所打动,递给了她一瓶,使我的说服教育工作增添了不少力量。

  哈佛的教育资源是得天独厚的。它的毕业生和教授,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群体之一。

  她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像我对她那样严格要求,有一次,婷儿竟然因为两个小朋友没有回答她礼貌的招呼而难过得哭起来。别的小朋友做错了事情不能像我们那样“说一遍就听”,婷儿也会像我对她那样要求别人当场从错马上改正,遇上娇宠惯了的孩子,就会发生冲突。我再三教她“对自己要严格,对朋友要宽容”的道理,但她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宽容不来。

  在各种学术领域的前沿,在探索自然奥秘的实验室里,在叱咤风云的政坛上,在众多高科技产业、投资银行业…
无数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以他们的活力和智慧,使他们所在的领域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我在日记里分析着:难道是因为她对宽容缺乏感性认识、没有体验过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么?看来,我今后要想办法让她体验体验宽容的滋味,学点宽容的办法,但要避免把迁就当成宽容。

  能到哈佛大学读书,实在是一种殊荣,一种不寻常的幸运!婷儿若想得到这样的幸运,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去精心准备,因为她将要与之一较高低的竞争对手们,都是美国和世界各地顶尖级的高中毕业生。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是“严格有余,从不迁就”,可惜自己还缺乏认识。直到我第一次在婷儿面前情绪失控,我才做出了真正有效的反思和调整。

  而婷儿当时最缺少的,恰恰就是时间。

  那次令我感到惭愧的经历,发生在1985年6月19日,快到电大期末考试的时候:

  报不报考哈佛大学呢?婷儿在犹豫。但是颖说:“如果不申请哈佛,你会后悔的。”于是,婷儿把哈佛大学也列进了申请名单中。拉瑞得知婷儿把申请范围从两所大学扩大到11所,而且还包括了哈佛,马上表示支持。向世界一流大学冲刺的设想,已经由拉端的建议变成了婷儿自己的计划。

  今晚婷儿终于学会了折纸船。我只是用嘴巴提醒了几点注意事项,如线条要整齐,翻船时要捏紧斜线和横线的交界等等。看到女儿独自折成的小船,我惭愧地向女儿道歉:“刚才不该因为折船的事吼你,请原谅!”女儿回答说:“没关系。以后你记住,大人看到小孩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实在想打的时候才能吼一下。”然后帮我把拖鞋拿来,并不顾我的阻拦,帮我把摔得老远的凉鞋捡起来放好。我真的惭愧了。

  这既是一个令人咋舌的目标,也是一副沉甸甸的重担。

  刚才,我为婷儿不能迅速地学会折叠精确的线条而大发雷霆,甚至把她没有翻好的纸船揉成一团丢在地上,把婷儿弄得不知所措,吓得哭了起来。我自知过分,才让她去拿手绢擤鼻涕、擦眼泪,并帮她重新栽了两张纸让她自己去折船玩。婷儿立刻破涕为笑,又专心地折起来。为了折得好一些,婷儿又来请教我、我教了两遍对齐的方法,她还没掌握好,我又要火了,干脆走开到长沙发上躺下来。

  “借脑”与预测

  一想到40天要赶3门功课,而每天晚上都被婷儿缠住不能背书,我简直烦死了,摔掉了鞋。婷儿要我捡起来,我捡起鞋来使劲又一摔。

  为了争取时间,婷儿先发出了一批索要入学申请表的电子邮件,然后开始征求我们对这个初步名单的看法,以便拟定一个更妥当的名单,用成本较高的国际信件去索要入学申请表。

  婷儿从没看过我这样火,吓得哭着跑过来劝我:“别生气了!”我克制着说:“我没生你的气。”婷儿不哭了,又跑回去专心地折她的船去了。我看婷儿如此入迷地做事情,心里又爱又怜,忍不住责备自己:“早几个月不抓紧时间,今天上午还在看小说,现在却拿婷儿出气。实在太不像话了。如果过去一直在准备功课,哪至于连教女儿拆船的时间都割肉似的疼呢?”

  “你们觉得怎么样?”婷儿指着这份名单问。

  想到这儿,气也消了。又回忆起自己好像是上小学时才会折船,至少也是七八岁的样子,而婷儿才4岁,我4岁时会干啥呢?只不过会捡地上的梨核罢了(困难时期,饿的),现在我这样对待婷儿实在是太苛刻了。

  “你呢?”婷儿的妈妈反问道,“你喜欢这里面的哪一所?”

  正想着呢,婷儿又来求教了。这回,我和蔼地指导她完成了翻船的工序。她又拿出一张纸,要再折一只船,我应允了,并提出她独立完成,我来把这事记入日记。

  “任何一所!”婷儿向往地回答,“能被这里面随便哪家录取,我都够满意的了。”

  我是快16岁时才开始培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习惯,我对婷儿提出这种要求是否太过分了呢?她毕竟才4岁半呀!卡尔·威特的父亲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对两个孩子要求不一致的局面,才不让威特成年前与同龄儿童交往,以免给孩子的是非观念造成混乱。他这样做是对的。但我没有这个条件,我只有努力想办法,既减少孩子思想混乱的程度,又防止婷儿形成苛求别人的习惯。要做到这一点,恐怕我首先要改变对婷儿的苛求态度。我愿和婷儿一起改正缺点。

  确实,能被其中的任何一所录取,都是足以令人自豪的。

  我在想办法调整,婷儿也在想办法调整,当天晚上婷儿就提出,妈妈考试期间她愿意到旁树姨妈家去住(我表姐很痛快地答应了)。从那以后,我对婷儿的态度缓和多了,当她干某件事兴致正高的时候,我不再强迫她马上停下来做我要求她做的下一件事,而是对她说:“好吧,那就再给你5分钟吧,但是你必须守信用,时间一到,你必须去做什么什么。”这种时候,婷儿总是很守信用的。

  我把名单反复看了好几遍,掂量着它们的分量。申请哪些大学,是事关婷儿一生前途的大事,需要有准确的预测。不论是估计得过高,还是过于保守,都会带来实际损失。

  这些天婷儿画画进步也很大,几乎每天都要给我带张画回来,那天却因为黄维怡抢了她准备送给我的画,伤心得哭了半天。我从“可爱的人要忠厚待人”这一点劝了她半天。她因为对《银匠哈桑》为人忠厚这一点印象很深,很想有些美德,才勉强止住了泪。

  那么,婷儿有多大把握被这些学校录取呢?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对这个问题,我相信只要掌握了规律,对事物就有办法做出较准确的判断。古人常说“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就连战争这样高度复杂的事物,都是可以事先判断胜负的。

  但她仍然奇怪为什么对人对己要用不同的标准?后来我想了个简单明了的理由说服了她:“因为你受的教育比他们好,懂的道理比他们多,应该给他们带个好头。但你不是小朋友的妈妈,小朋友的错误应该由他妈妈管。”此后我只消问一声:你是他/她的妈妈吗?婷儿马上就能跳出心理误区。

  我心里像放电影似的,十多年来的往事一件件从心底浮现出来。我仔细掂量了婷儿在课内课外的表现,还有那些并不体现在成绩单上,却是成功者必不可少的种种良好素质,心里渐渐觉得有底了。我认为颖对婷儿的评价是可信的。婷儿完全可以根据颖的这个大学名单去搏一搏。

  重视集体生活,培养社会技能

  事后证明,这份精心筛选的大学名单,对婷儿的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她报考的11所大学,大部分(大约70%)或者录取了婷儿,或者把婷儿列为候补录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考“托”的根基在哪里?

  《情商之门》的作者说:“在孩子的所有情商技能中,与人相处的能力与日后的成功和生活质量关系最为重大。要想在社会中如鱼得水,孩子们必须学会了解、熟悉社会环境,并对之作出适当的反应。孩子们必须懂得如何把自己与他人的期望和需要相协调。”中国人奉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双重标准,实质上也是为了协调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

  事情一旦决定,婷儿便说干就干。她面对的第一关,就是托福考试。婷儿的计划是一放假就开始准备托福。我的任务是帮婷儿报名。

  我认为,为了学会很好地与人相处,婷儿还需要学习更多现在被称为“情商技能”的东西,最好的学习地点,就是幼儿园和学校。需要集体生活和游戏才能养成的很多性格和能力,如:友爱、协作、大方、守纪、开朗、公道、礼貌、自尊、集体观念、竞争意识、责任心、组织能力、服从精神、领袖能力、牺牲精神等等,这些都是高素质人才必须具备的品质,离开了集体几乎无法培养。上述种种都让我为没把婷儿培养成“孤家寡人”式的“神童”而感到庆幸。

  7月2日下午,我提前下班赶到四川大学校园,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四川考试中心就在这里。到这里来参加托福、GRE等国外标准考试的考生,不仅来自四川,还有一些来自云南、贵州和西北地区。那一天我很悠闲,不慌不忙地在下午4点钟才来到报名地点。先是看了一下挨得最近的托福考试时间,8月8号的考试肯定来不及啦。第二场考试呢?还早,要等到10月24目呢。再仔细看报名的截止日期,吓了我一跳一一7月1日报名,7月2日截止报名。而今天,竟然就是7月2日,还差1个小时,就要截止了。这真是鬼使神差!

  社会技能也和其它情商技能一样,是可以学会的。办法很多,比如,父母的典范作用、父母有针对性的教育、确保孩子精神发育与年龄相适应,都能达到使孩子学会社会技能的目的。

  下一次托福考试的时间是在3个月之后——下一年的元月16日!等到那时再考,成绩就要到1999年3月份才能寄出来,这样一来,将会错过绝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允许的期限,其后果不仅是耽误整整一年时间,更大的可能,是婷儿将会被迫放弃去美国读本科的整个计划。

  正如我所估计的那样,婷儿在幼儿园没有学到什么新知识,但却在我的指导下学到了很多重要的情感和社会技能:

  这件事是婷儿申请留学过程中的一次“险情”,回想起来,真让人有点后怕。它提醒我们,小事也不能疏忽。

  ….婷儿说:她和唐颖为争当娃娃的妈妈,都哭了,我就事论事,告诉她:“先争后哭是愚蠢无能的办法,聪明人应该主动去安排组织小朋友轮流当妈妈。”当晚在市歌排练厅,她和一个6岁的女孩子玩得很好,我只是提醒过她一句:“早上谈过的要会安排。”事后问她,她高兴地说:“我先当卖菜的阿姨,让姐姐当妈妈,后来我又当妈妈,姐姐当卖菜的阿姨。”(组织能力就是这样萌芽的。)

  报上了名,就忍不住想:婷儿的托福究竟会考得怎么样呢?

  ….婷儿在礼貌方面很有进步,道歉、致谢,已成为她下意识的行为,问好的习惯也在养成。为了这一点,我总是主动向别人问好,她就自然地跟我学。这比单独强迫她问好效果好多了。另外,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是记住提醒她注意礼貌。提醒之后,她就更加注意自己的礼貌问题,这对于培养自制力也是有好处的。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婷儿肯定能得到高分,因为语言潜能也是我们从婷儿小时候注意培养的目标。

  婷儿在幼儿园同小朋友关系不错,她爱幼儿园。今天迟到了,教室里没有人,都蹲大便去了。婷儿说她能一个人呆在这里,“我又不动桌上摆的纸和笔呢!”我就放下她走了。这一点很不容易。让她一个人呆在什么地方,这真太难了(l岁多时妈妈突然“消失”,给小婷儿留下了害伯往事重演的“后遗症”)。以后要逐步训练她独处的胆量。

  婷儿的外语能力明显胜于一般人,学起来特别轻松,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从婴幼儿阶段有意培养的结果。婴幼儿阶段的双语习惯,能够同时促进语言能力和智力的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没有疑问的事实。婷儿受过这种训练,在语言方面一直特别敏感,尽管在初中之前没有正式学过英语,但一进外语学校,就轻而易举进入了角色,并按照我们的要求,很快做到了“英语拔尖,口语流利自如”。另外,我们也十分了解成都外语学校的教学水平。该校学生掌握词汇量比普通中学的学生高出一倍以上,在此基础上,学校又十分重视听力和口语训练。而且从初一年级的学生上第一堂英语课开始,老师就要求学生们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6年下来,大多数学生说英语都能达到不假思索的地步。比那些需要先在脑子里把汉语翻译成英语的学生,显然强得多。婷儿又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考托福得高分当然不应该成问题。

  婷儿在幼儿园能想起吃感冒药,基本上按我的吩咐,自己吃药。

  同时,对婷儿英语水平的现状,我们也有不少机会耳闻目睹,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为了让婷儿建立集体荣誉感,幼儿园开花会时,我带着她跑了很远的路买回一盆红、黄两色的“白头翁”,成功地参加了花会。

  1998年初应邀访美期间,婷儿曾经到著名的威尔斯利学院访问过,并且坐进该校的课堂,听过美国的大学课程。在一节微观经济学课上完后,美国老师对这位中国中学生的听课情况特别关心,专门过来问婷儿:“艾米,我讲的课你听得懂吗?”

  买花的例子在情商专家看来很有建设性一有时候要帮助孩子“做出成绩”,让孩子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喜悦的力量足以推动孩子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除了在幼儿园学习与人相处外,邻居小朋友之间的玩耍也是十分重要的,大小孩子在一起玩都很好。这有助于弥补位生子女的天然缺陷。但也不能放任自流:3岁多时,婷儿弄坏了小袁的女儿邓玲的压发圈,我就告诉婷儿得用准备买气球的钱来赔偿邓玲的压发圈。那会儿婷儿刚从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中学会了运用“心中的痛苦”这一说法,就说:“我忍受着心中的痛苦,等你下个月发了工资再买气球。”

  “是的,我听得懂。”婷儿答道。然后,她不慌不忙,把刚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要点用英语完整地复述了一遍。美国老师在惊讶之余,不禁连声称赞。

  这是为了让婷儿为自己的过失承担后果。顺便说一句:要忍受痛苦的意识,婷儿十分明确、她身上的痛、痒,我都要求她忍耐,不哭闹、不乱抓。这不仅因为“坚忍”也是意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因为一个人老是用身体的小不适来搅扰别人,也是不受欢迎的。婷儿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她这样做了,也这样要求我。

  在华盛顿参观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婷儿曾经跟肯尼迪大法官探讨过一个在最高法院引起争论的民权方面的案例。给在场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她思维的敏捷和清晰,也包括了她几乎无懈可击的英语口语。这一点,后来被拉瑞反复提到。

  与用不同观念、不同方法教育出来的孩子们在一起玩,难免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我平时尽量减少她同这种孩子的接触一我不能让还不能自觉把握自己的女儿去受消极面多于积极面的孩子的影响。实在避不开的时候,也要及时消除不良影响,并帮助婷儿积累经验:

  另外,在拉瑞提出到美国读大学的建议之前的一个月,我们刚刚接待了一位美国兰登学校的宗教课老师一一我们的好朋友艾莉·约翰逊。艾莉的祖先是几百年前就开拓美国的早期英国移民。她说的英语是十分标准的美国东部口音。我从旁边观察了一阵,看着婷儿跟艾莉谈天说地,不时还开开玩笑,发觉她对那种十分生活化的、听起来含含糊糊的英语口语也十分适应。说英语的流畅程度,跟她说汉语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

  十来天前,一个朋友给了婷儿一枝金银花藤,婷儿和xx在一起玩了不到两分钟婷儿就哭了。我来询问原因,xx抢先说:“她扯花,我拿过来不让扯,她就哭了。”我又问婷儿:“是不是这样?”婷儿只是哭着喊:“妈妈!”说不出话来。

  尽管基础良好,婷儿对10月份拿下托福高分心里还是没底。

  我边批评婷儿不该扯花和哭,边牵她回家。路上,婷儿哭着说:“不是我扯花,是xx把花抢过去扯的,xx撒谎,我讨厌xx。”说完就大声痛哭起来。

  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太仓促了,另外,词汇量离托福高分的要求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托福要想考好,词汇量应该达到8000——100O0。而婷儿在六七月份掌握的词汇量大约还在5000多的水平。两三个月里,拿下将近5000词汇,还要练得烂熟,难度大得吓人。

  我猛然想起周克芹说的,“看看小孩第一次感觉到欺骗的时候,有些什么反应。”我明白,这就是婷儿的第一次。我很理解她的心倩,但不能跟着她诅咒xx。我纠正她说:“只能讨厌xx的缺点,不能讨厌这个人。而且哭是无能的,哭只会坏事。如果你当时就冷静下来,对自己说不要哭,把真实情况告诉妈妈,妈妈就会批评xx的缺点,让她改正。你一哭什么都完了,别人只听到xx的说法,只能认为是你扯花。所以以后千万不要哭。怎么样,撒谎的滋味好受吗?这下你也尝到了,以后千万不要撒谎。”事过之后,婷儿确实没有撒过谎。(以前有过做了不对的事不敢承认的情况,每次都受到严厉的惩罚,主要是斥责、生气,气极了也打过屁股。事情虽小但性质严重,不敢宽容。必须从小培养以诚实为本,以撒谎为耻、为恶的品质,养成敢做敢当的好习惯,这是与人格、与责任心密切相关的问题。)看来,反面教育,直接刺激有特殊意义。

  “你们觉得我能考到600多分吗?”婷儿问我们,口气显得不大自信,她毕竟还只有17岁,压在身上的担子确实太重了。

  从小目标开始,培养上进心

  妈妈笑着给婷儿打气说:“现在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要是考到600分,咱们就到馆子里去好好吃一顿,庆祝庆祝。”

  让受过早期教育的孩子与同龄人一起成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幼儿园和学校中所教授的课程仅仅相当于儿童平均水平,那些能力很强的儿童会因为挑战性不足而对这些课程丧失兴趣,以至于出现在听老师说话的时候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情况。日本的早教专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兔子与乌龟一起赛跑”,并认为实力悬殊太大是兔子中途睡觉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迎战托福,苦干加巧干

  婷儿听故事、画画、写字或自己玩时,注意力倒很集中,而且很持久,但在幼儿园上课时注意力就不够集中。我想,为了避免重蹈兔子的复辙,必须从幼儿园开始就消除婷儿在“龟兔赛跑”的格局中必然产生的懈怠心理,培养她注意倾听别人谈话的习惯。这里面亦有个能力问题,要会听、会想才行。既然学有余力,那就设置一些对她来说有一定难度、但又较容易达到的小目标,以此来培养上进心。这些目标,绝大多数都与提高情商有关。

  暑假里,高二统一安排留校补课半个月。为了争取时间,我赶紧到外文书店帮婷儿买了一本专门扩大词汇量的书,让她先背起来再说。

  我为婷儿提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幼儿园中班争红星:

  7月中旬婷儿一放假,自己又到外文书店买来了几种她所能见到的最好的托福教材和磁带,争分夺秒地学了起来、她用了15天的时间来扩大单词量,然后到四川大学外国考试中心参加了托福模拟考试——一上次报名时,我同时给婷儿报了托福辅导班的名,这个辅导班的辅导方法只有一个:用过去的托福考卷进行模拟考试。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辅导。

  1985年10月5号。我发现婷儿班上的“红星栏”上婷儿没有得红星,便让婷儿去问班主任王老师“我主要有哪些缺点需要改正?”王老师说,婷儿听课时没有主动回答陈老师的提问(你的小手会干什么?),所以没得红星,并指出婷儿听课、吃饭、拼玩具时,都爱东张西望,跟别人讲话,注意力不够集中。我和王老师谈话时,婷儿急于解释,大哭了一场,很不服气。

  第一次模拟考试结束后,婷儿调皮地拦住我说:“猜猜我的得分吧!”

  回家后,我很耐心地同婷儿谈了一次话。帮婷儿回忆那天上课的情景,并重新提问让她回答。婷儿回答的不是“手会干什么”,而是“我去干什么”。我指出之后,她服气了,还想起那天根本没听见老师的提问。

  “570。”我故意说低点。

  我告诉婷儿:“老师讲课时,小朋友应该看着老师的眼睛。这样才能集中注意力。”这时,婷儿的眼睛又在看她手里玩弄的纸片,我马上批评了她,并要求从现在开始练习。等婷儿的大眼睛注视着我的眼睛时,我表扬她做得对,这是懂礼貌,有教养的人的好习惯,希望她能坚持到底。说着说着,婷儿忽然打断我说:“对不起,我又看了一下我的手。”我趁机说:“你自觉地不让自己做想做的事,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人有毅力,不仅表现在坚持做应该做的事情上,还表现在不让自己做想做却不该做的事情上。比如说现在吧,你很想东张西望,动这动那,但这些又不该做,你如果能克制自己不做,你的毅力就要增加了。”这些话,婷儿听得很专心,往下将近四十分钟的谈话,包括婷儿回答在课堂上未回答的问题,和教婷儿看图说话,都很顺利。

  “哈,错了!是613分!”接过婷儿递过来的得分清单,我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欣喜——这一下,我对留学的结果开始有数了!

  …..上次谈话的第二天,上课谈国庆节看到了什么,婷儿因用普通话回答,得了奖品。

  这次摸底测验,婷儿还欣喜地发现,自己拥有一件“秘密武器”一-对有些尚不掌握的词汇,她能根据上下文的语境,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是访问美国带来的又一个收获。访美期间,婷儿天天都泡在美式英语的汪洋大海里。她是个有心人,尽管参观访问十分紧张繁忙,仍然时时注意提高自己的美语能力。短短一个月,她不仅进一步熟悉了美国口音,而且学会了不少美式英语特有的表达方式,无意之中给考托福做了很好的铺垫。第二次模拟考试婷儿得到了620分,随后的两次模考都达到630分(满分677)。这离她开始备战托福,还不到20天。这个结果,使婷儿信心大增。

  今天上课谈秋游(游人民公园)印象,真倒霉,今天偏偏不贴红星,只给发个用废包装纸算的“小山”。

  对婷儿托福模拟考的得分,我做了仔细的分析,我发现她最强的是专考听力的第一部分,很少有错。第二部分考的是结构和书面表达。这一部分的分数占整个托福满分的一半以上,婷儿丢分,大部分都是在这里。但是总的来说,丢分还不算多。如果突击一下有关的知识,还可以进一步减少失分。第三部分考阅读理解,又是婷儿的强项。

  (还好,第二天补贴红星,有婷儿一颗。)

  然而即将从北大毕业的李响告诉婷儿,正式考试一般会比模拟考试低10-3O分左右。婷儿要想考到拉瑞希望的640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婷儿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现有的托福教材都不实用,讲词汇多,讲语法多,可就是对托福实战讲得太少。学外语的实质,应该是实战重于理论,托福尤其如此。用这些教材准备托福,有点隔靴搔痒,怎能奏效?怎么办?婷儿思来想去,觉得应该换教材。可是哪儿有合适的教材呢?看来,还得去找北大的高材生——李响。

  10月24日。今天上课认数字,1-9,婷儿全认下来了,是全班惟一个,老师奖励婷儿一颗红星。我和婷儿喜出望外,谈了许久。婷儿从认字书的目录中学会了认百位数,认个位数当然不成问题,我们喜的是红星数目同多数小朋友一样,是两颗,仅次于詹培(他因拼智力玩具意外地得了一颗),老师说谁得红星多,就到北京旅游(把照片贴到地图上)。这下,婷儿有可能争取先去了,我们谈论的就是如何争取每次上课都得红星。

  李响说,北京能买到不错的托福教材,北大很多学生都在用这种教材。妈妈立刻往北京打电话,把此事托付给了自己少女时代的密友——李苏芬。李苏芬的先生陆剑二话没说,马上撂下自己的事,开车直奔目标,用最快的速度买到了教材,火速寄了出来。

  我为婷儿提出的第二个目标,是改正吃饭时东张西望的缺点:

  在等待新教材期间,婷儿毫不放松,争分夺秒地用老教材扩大自己的词汇量。一个多星期后,引颈以待的托福教材和配套的二十多盒磁带终于寄到了。

  这个星期,一直在想办法纠正婷儿吃饭爱说笑、爱东张西望的毛病,谈了多次都无效,今晚决定,从明天起,不改这毛病,就关
10分钟厕所,犯一次,加
10分钟,改掉为止。婷儿自己提出,眼睛看着碗,改正东张西望,想说话时心里就说“不要讲,不要讲!”吃饭要小心,不要撒饭(撒到桌上还得赶到碗里吃,不卫生)。这三条婷儿反复了一次,基本做到了。今天婷儿第一次当值日生,很认真、很自豪,饭吃得特别快。

  这下子,婷儿如虎添翼,进度更快了。

  第三个目标是争取入选舞蹈班:

  高三开学后,婷儿原想请假两个月自学英语,妈妈出面和校领导谈了几次,未被批准。学校是好意,主要是怕她两头落空,同时也不愿失去一位原计划冲刺北大的“状元苗子”。但校长们最终还是答应了,在临考前一个星期特许婷儿不上课。

  幼儿园嫌舞蹈班的孩子条件差,决定另办一个不收费的班,婷儿毛遂自荐,居然被吸收了。这种积极的态度当然受到了我的表扬。这个班想在节日表演节目。要从17个孩子中挑10个出来,我鼓励婷儿认真学、刻苦练,争取入选。我希望婷儿从小就有“在竞争中取胜”的意志,并为此付出相应的努力。

  班主任张惠琴老师在这一特殊时期给了婷儿特别的支持——特讲婷儿每天晚自习时在教师休息室准备托福,其他老师也在张老师的拜托下给予婷儿宝贵的理解和支持。婷儿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哪怕只有三五分钟,也要拿起托福教材看几眼,戴上耳机听一段。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晚自习是难得的整块时间,婷儿在张老师的办公桌上争分夺秒地学啊,练啊,自我模拟考试的最好成绩终于达到了670分。

  第四个目标是争取睡午觉时快点入睡:

  求保险,“杀鸡用牛刀”

  睡午觉的问题,用边勾脚趾头边数数的办法解决得很好。这个办法利用气功原理,使意念集中在脚上,催眠效果极灵。只要坚持下去,对身体就很有好处。但不知婷儿能坚持下去不?(这个办法直到现在都还在用。)

  10月下旬转眼就到。按婷儿的实力,已经可以正式上“战场”了。

  这些目标对别人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对婷儿来说,却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效果,正是这种不断更新的小目标,让婷儿始终有需要争取的东西,始终保持着强烈的上进心:

  临考前,我陪婷儿去看考场。同批参加这次托福考试的,大约有五六千人,把川大的一个礼堂坐得满满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看起来都是本科毕业生,或者年龄更大。婷儿几乎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坐在这群人里面,显得很打眼。我们旁边是一位川大的研究生,胡子茬刮得发育,看上去很老练。他发现了婷儿这个“小字辈”,很好奇,跟她聊了好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问我:“你女儿这么小,就让她出国,放不放心?”

  昨天,婷儿问我,为什么那么多人都骄傲?我用小桶、大桶、井、河、江、海的不同客量来解释骄傲的原因,骄傲的可笑。效果很好,婷儿马上用小杯、大杯来作比。今天婷儿说:“刘蓓看老师先喊别人不喊她回答问题,很不高兴,有点光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样子。”我告诉婷儿:“那叫嫉妒。”婷儿说:“有点嫉妒。”我问婷儿嫉妒不?婷儿说:“我才不呢,妈妈说过不应该嫉妒别人,别人上去回答问题我很高兴。”我趁机说:“是的,别人进步,你才会有好朋友,对落后的人,你可以宽容他们的缺点,但很难做朋友,进步的小朋友多了,国家才会进步。”

  我笑着点点头说:“她还行。应该能对付!”

  既要学会争取,又要学会放弃

  考试那天,妈妈陪婷儿一起去考试中心,以免路上遇到偶然事件使婷儿不能顺利到达考场。我们家习惯在重要的事情上加保险。

  孩子要全面发展,兴趣必须广泛、所以早期教育特别强调多方培养,因为孩子最初几乎没有中心兴趣,或中心兴趣极不成熟也极不稳定,其生理和心理素质还会不断发展变化,过早的和人为的定向培养,不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

  但是,考试结束后,婷儿带来的消息似乎不大好:“唉,可能没考好!”她委屈地噘着嘴说:“好倒霉呀!考试的程序跟模拟考试好多都不一样。害得我开头几题都没做好。第二部分开始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我一向鼓励婷儿从事艺术活动,如学习和欣赏音乐歌舞绘画造型等。学习艺术既是智育也是美育,对促进幼儿大脑右半球的发达,增强想象力、形象思维力和创造力有重要意义,发展这些兴趣有助于培养美的感受力、鉴赏力、表现力,并获得具有创造特点的性格品质。

  多年来,每门课考完之后,婷儿总是埋怨自己考得不好,这道题做得不理想,那道题可能出错了。我们知道,这是她做事求完美的表现。绝大部分情况下,考试结果出来后,往往都还不错。对此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我总是在抽象思维训练的休息时间里和婷儿一起唱唱跳跳,我把它称之为“马克思式的积极休息法”。婷儿就在这些零零星星的学习间隙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如:

  但是,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这毕竟是一次关键考试,考得不好,将会满盘皆输。我们宁可相信这次托福没考好,也不能盲目乐观,把计划建立在不牢靠的沙滩上。

  近一个月来,我开始教婷儿统音阶,婷儿的音准大有进步,但还是不能固定用一个调唱完音程跳动较大的歌,奇怪的是唱《记得有一天》这首歌却很准,在梦里唱都不走调!

  这次托福考试的成绩,最早也要到12月份,才能通过越洋电话查到。两个半月之后的下次托福考试,报名日期却近在4天之后。如果真考得不好,必须马上决定是否需要再考一次。

  婷儿很爱听《江姐》中的唱段,也爱听《月亮颂》和优美的陕北民歌,她居然听会了《不要用哭声告别》的前一段,她爱听京剧,自己乱哼时,还有点像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问。“元月份再考一次吧?”婷儿犹豫地说、我知道她犹豫的是什么—一托福考试报名费每次是665元。婷儿是个懂事的孩子,她既想保留再考一次的机会,又不愿意让父母为她花这笔可能根本不需要花的钱。

  婷儿想学动脖子,结果脖子没动好,倒扭会了迪斯科….

  “行!我再去给你报名。”我笑着同意了。尽管妈妈认为没必要,但还是支持婷儿“杀鸡用牛刀”。

  当孩子迷上了某种与他的先天条件不相适合的事物时,我认为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走出“迷津”。因为多方培养并非要求面面俱到或平均使用力量进行教育,还必须视环境、条件是否许可,尤其是根据孩子的身心特点、兴趣爱好、发展前景而因材施教。年幼的孩子天性都很自信,即使面对无法逾越的困难和无数次失败,这种自信也毫不减弱。尽管有经验的人早就看出来没有可能成功,小孩子却天真地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最终会成功的。虽说这是预定的心理发育过程(一般说来,要等孩子进入五年级之后才能区分能力与努力的区别),但我不想让婷儿在没有成功可能性的路上白白耗费宝贵的生命,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马上抓住机会,教她学习“现实地思考问题”。

  在等待托福成绩的日子里,刘亦婷度过了她有生以来最忙碌、最艰苦的两个月。每天,在完成了学校非做不可的一切学习任务之后,剩下的分分秒秒——一短暂的课间、饭后、熄灯铃响过后的深夜…几乎都用到了申请工作上了。

  比如说,婷儿从小就喜欢跳舞,对舞蹈的接受能力特别强,刚满4岁时她还对跳芭蕾产生了强烈兴趣那是在我带她看了美国电影《转折点》之后,在这部舞蹈家传记片的艺术感染下,婷儿一心要当芭蕾舞蹈家。但是从遗传的角度来推断,婷儿的身材肯定不适合当芭蕾舞演员,我就在不伤及她对舞蹈的兴趣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帮助她放弃了跳芭蕾的愿望:

  各式各样的表格,多得似乎无穷无尽。一篇又一篇的Essay
(作文、随笔),这一篇要500字,那一篇要300字,各种要求,变化无穷。字字句句都要反复斟酌,力求完美。

  ….上床后,婷儿要练舞功,她做了几个“小踢腿”还挺像回事的。只不过脚是半勾半绷,很可笑。我帮她纠正了,她自己又来做“擦地”,前天我曾笑话过她的弯膝“擦地”,今晚,她做的就是直膝“擦地”。练了一会儿坐地压腿,又练了一会儿下腰,婷儿提出要练“挥鞭转”。我说这个太难了,妈妈转不来,只知道怎么转。她就要我做个样子,她来转。

  比如说:“假若你写了一本300页的自传,请提交第217页。”“假如你招生,要问问题,问什么问题?自己回答,字数不限。”“描述你对第一年大学生活的展望,你的存在将会怎样在校园里被知道?”“讨论一个对你而言重要且关心的个人、当地、国内和国际问题”…
校方希望通过精心设计的种种问题,达到“以与各种成绩、分数和客观资料不同的方式认识你”的目的,刘亦婷怎敢掉以轻心!那些日子里,婷儿经常夜里三四点钟才能上床睡觉,有时候累得在电脑前掉眼泪,但早上妈妈一叫,她仍会一轱辘爬起来赶到学校去上早自习。就这样,为了心中的梦想,她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不仅按计划完成了留学申请,而且以“全优”成绩结束了高中的学习,并在高考“一诊”中仍然名列前茅。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美国传来的托福成绩不多不少正是想要的640分。

  婷儿转了几下,当然不行,我趁机告诉她,必须先练“立前脚掌”,婷儿马上就扶着床栏杆踮起脚练起来。小肚子圆鼓鼓地挺着。我帮她摆好了手位,她说:“帮我买双芭蕾鞋吧。”我说:“除非你能连续立半个小时,否则是不能穿芭蕾鞋的。”“我能立半小时。”我笑了,说:“那好,你看着钟,现在长针指着6,等它指到12,就是半小时,你试试看吧。”“我行!长针一会儿就指到7,7过了就是8、9、10、11,然后就是12,你就给我买芭蕾鞋。”5分钟过去了,婷儿还是信心十足,中途挠了一次痒痒,学会了收腹,放松脖子。我怕她明天腿疼,劝她算了,没有人能立半个小时。她不肯,只顾收腹。又过了两分钟,她只好认输了。我忙让她坐下,替她搓小腿。她说:“主要是脚趾头受不了。”

  帮婷儿查询托福考试成绩的是她在美国读研究生的表舅。主办托福考试的ETS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开通了一个专门的查询电话。付10美元的查询费后,就可以通过打国际长途,提前得知结果。电话查询的时间刚到,热心的表勇就把ETS的电话拨通了。一问,把他高兴坏了——640分。

  我趁机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劝说工作搞芭蕾不能吃糖、肉、巧克力及许多好吃的东西,她总算打消了当芭蕾舞蹈家的念头。

  半个多月后,我到四川大学的考试中心去取婷儿的托福成绩通知,顺便问了考试中心的一位老师:“你们这儿托福能考到640的每次有多少?”

  孩子需要学会“该放弃的就放弃”,家长也要学会。当你让孩子学习演奏乐器的时候,如果你想的是演奏乐器可以使手指变得特别灵巧,有利于智力开发,你就会仅仅因为孩子在练琴而高兴,决不会为孩子又弹错了几个音而生气失望。你高兴,对孩子就是一个积极暗示,孩子就会更加喜欢练琴,即使琴弹得不好,也培养了对器乐的兴趣,更何况还促进了大脑发育。

  “很少。大概百分之一二的人吧!”那位老师答道。

  早期美术教育的标准,主要也不是以孩子画得像不像来衡量,而是要看孩子是否爱美的事物,是否能大胆动手绘画和造型,是否能发挥想象,创造和制作美的形象、美的作品。家长没必要为孩子画得不像而急躁不安,如果大人对孩子斥责不断,“懒、笨、不专心、不刻苦”之类的消极暗示不绝于耳,孩子又烦又怕,哪里还顾得上兴趣不兴趣呢?对此,我也经历了一个提高认识的过程:

  在一群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当中,婷儿考出这样的成绩,干得真够漂亮的!

  ….晚上,婷儿蒙画,练习圆圆、画人。她说要连着练3个月的圆圈。袁老师说画好了圆就可以教许多新东西,另外,要教孩子学会看示范,这是练习观察力,其中包含“找特点、找要领”的能力。此话有理,这给我以启发,不再为婷儿学不像而发火。

  那位老师好奇地问我:“你的娃娃得好多分吗?”

  结果,婷儿对绘画的兴趣又得到了健康发展的环境,在幼儿园中班的图画班表现出很好的发展势头。

  “640!”我不无自豪地答道,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和姥爷做朋友,快乐又有趣

  大局已定——我当时有了这样一个直觉。

  1986年春,我的电大课程进入关键时期,又要准备大三下学期的期末考试,又要准备毕业论文答辩。恰好这时弟弟的岳母把我弟弟的孩子接走了,我妈妈一腾出手来,就到成都来看我们,并决定把婷儿带到鄂西大学去住半年,让我专心准备毕业论文。

  值得庆幸的决定

  这一回轮到婷儿为我做牺牲了。因为幼儿园的图画班请了个很好的图画老师,姓袁;是东城区青少年宫的美术老师,她对培养美术人才很有经验。婷儿在她的指导下,进步很快,是图画班的尖子之一。等婷儿半年之后回成都时,由于缺了半年课,已经跟不上这个图画班的课了,而另一个当时和婷儿水平相当的女孩子王玉则继续保持领先状态,后来更是在袁老师的指导下,走上了学习美术专业的路。

  在婷儿填表的先后顺序上,哈佛大学原来被排在最后。因为哈佛大学要填的表格实在是太多了。它所要求和建议你提供的材料,也超过其它所有大学。别的大学特别注明“不要寄成捆的获奖证书”、“不要寄录音带、录像带”…
哈佛却愿意接受你认为能证明你能力的各种东西。

  如果当时有一个适合婷儿学习进度的班,我一定会让婷儿继续学习下去,遗憾的是,中国的幼儿园和小学中学都没有根据各人进度选择学习等级的制度,我又没有时间陪婷儿去上幼儿园以外的图画班因为我是从电大二年级开始在职自学的,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和答辩之后,我还得在两个月之内补考完电大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才能结束电大的学习任务。因此,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婷儿在绘画能力上与她的好朋友王玉差距越来越大。事实上婷儿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去满足自己仍然存在着的对绘画的兴趣。

  当时,对其他已经选定的目标大学,申请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始。婷儿的运转速度已经由货车变成了赛车,只顾得上超速飞奔,顾不上停下来重新选择方向。偏偏哈佛大学的交表截止时间比哪家大学都早。随着时间流逝,哈佛大学的表格越来越没有希望排上号了。

  不过,世间的事情总是有失必有得,在鄂西大学度过的半年时间对婷儿的成长也很有建设性。

  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忍不住问婷儿:“你是不是因为没有信心,已经决定不报哈佛大学了?”

  鄂西大学所在地恩施是一个山育水秀的小山城,城的四周是一层比一层高的山,城边的丘陵上长满了青翠的马尾松,鄂西大学就坐落在青松掩映的丘陵之上。晚饭后,姥爷经常带婷儿到山坡上去散步,姥爷就像我在成都所做的那样,看见什么就教婷儿什么。

  婷儿说:“如果我报了哈佛,很可能不会被录取。但是如果不报哈佛,我一定会遗憾一辈子的!”

  刚开始,婷儿有点怕姥爷,但很快就喜欢上他了。姥爷也很喜欢婷儿,他们俩只要在一起就笑声不断。姥姥在信里写道: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不填表呢?”

  今天晚饭后,婷儿和姥爷到山上去捡松果,收获不小。婷儿捡了松果,还做了一首诗:

  “你看我哪有时间嘛!”婷儿委屈地说,“我每个星期只能在周六晚上回家才用得成电脑,就算我不洗澡、不睡觉,也填不完这么多表格呀!”说完又埋头忙她的去了。

  松果松果你别躲,

  是啊,妈妈想,现在决定胜败的不是干劲,而是时间。看来,光是由父母把她的生活琐事包下来还远远不够,还得另想办法,帮婷儿把赛车的油门踩到底。

  捡回家去烧煤火,

  如果婷儿能够每天晚上回来用几个小时电脑,第二天清早再赶回学校上早自习,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问题是,我们家离外语学校并不近,不论是骑车还是赶公共汽车,单程都要一个小时以上。而且婷儿下晚自习之后,早就没有公共汽车了。在这样疲劳的情况下,骑车往返也不安全、怎么办?

  煨的排骨香又香,

  妈妈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方案:每天由妈妈坐出租车接送婷儿,这样,就可以每天多出至少4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来,而且非常安全。婷儿忍不住欢呼道:“妈妈简直是天才!”

  三人吃得乐呵呵。

  妈妈又说:“所以还是应该报哈佛!这样增加的负担不能说很多,但是可能得到的收获,可就太大了!”

  姥爷是个多才多艺的学者,他不仅教婷儿编顺口溜、编谜语、背古诗、背乘法表,还教婷儿英语和画画。鄂西大学往后几公里的山上挂着几条小瀑布,水源来自山腰上的“龙洞”。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元老陈诚在龙洞附近修了一座别墅,这个未经开发的溶洞因此而闻名于恩施。一个星期天,姥爷特地带婷儿到龙洞去玩了大半天,他们带着画笔,又是爬山,又是写生,不知有多快活。

  这话跟我的想法正好相合!我们固然对哈佛没有绝对把握,但凭婷儿的实力,希望还是相当大的。

  从那天起,和姥爷一起爬山就成了婷儿最喜欢的活动。“六一”儿童节,姥爷带婷儿跑了不少路去爬城东的五峰山。婷儿和11岁的邻居小姐姐一直爬上山顶的连珠塔顶层,极目远眺,真切地体验了一次“一览众山小”的意境。回来后婷儿精神好极了,在阳台上蹦蹦跳跳的,直说连珠塔不高,一点也不累。姥爷却累坏啦!

  婷儿觉得我们的想法很有道理,立刻欣然点头表示同意。在许多次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刻,尽管方案并不都是她自己提出,但她总是能敏锐抓住那个正确的答案,并漂亮地付诸实施。就连拉瑞,也经常称赞她的判断灵敏而准确。

  我认为,经常登山望远对她日后反复听到的提醒“不要做井底之蛙”,有很强的反证作用。在成都,就很难有这样的登高机会,就是登上了摩天大楼,视野也没有山顶广阔,而且坐电梯登高,也体验不到奋力向上终于成功的喜悦。

  这样一来,哈佛的表格材料,反而完成得最早。对婷儿的一生来说,申请哈佛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决定!爸爸妈妈的“秘密武器”

  姥爷在阳台上种了一些花,有一天,姥爷发现一只蝴蝶在一盆花上产了一些卵,马上叫婷儿来看,从此,每天观察蝴蝶卵的变化就成了爷孙俩的一大趣事。婷儿就像我小时候养蚕一样,惊喜地关注着蝴蝶由卵变成毛毛虫,又由虫变蛹,再由蛹化蝶。姥爷则在观察过程中给婷儿讲授了许多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婷儿进中学后,生物课学得很轻松,跟她从婴幼儿时代就经常观察动植物,形成了对生物学知识的敏感性,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我们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下定决心,支持婷儿走出一步“腹背受敌”的险棋?并且支持婷儿提前使用生父提供的在国内读本科的钱,用于申请留美的各项开支,而不怕“往水里丢钱”?

  5岁的婷儿对姥姥的模仿也上了一个台阶,姥姥在信里写道: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深知,婷儿具有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良好的身体素质。这是我们在她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她的一个重要素质。虽然当时,她还不能掂量出这种素质的重要价值。

  ….现在我早上上街买菜,给婷儿留个字条,她就不哭,起来自己穿衣服。下午她上幼儿园,我在睡觉,她也要给我写个字条。她说园字不会写,我说你就画个○吧
!结果幼儿园写成了“又儿○”。

  那时我们就预见到,有朝一日,她必然会面临承受能力极限的考验。于是我们提前给她上完了这一课—一承受力极限训练。跳绳、捏冰、跑步、长距离游泳…
一次又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安排,都是有意让她经受各种身体和心理极限的锤炼锻打。于是不知不觉中,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婷儿渐渐有了一股强韧的承受力。一般孩子所不能忍受的身体和意志的重负,她都能习以为常。

  当然,婷儿还是太小,不懂事,姥姥姥爷也想了不少办法来调教她:

  同样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后勤保障能力”能帮助婷儿克敌制胜。

  ….婷儿拿剪刀把新门帘剪了一寸长的口子,我罚她在厕所关过10分钟。

  如同打仗一样,谁胜谁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打后勤保障能力。在婷儿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我们精心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后勤保障”措施,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否则,也许她运转不到一个月,就会疲惫不堪。放养有价值的人生追求。

  ….她表现得好,每天都给她奖励一个红蝴蝶贴在日历上,4月份是从6号开始的,婷儿共得了13个红蝴蝶,5月份她计划要争取得28个红蝴蝶。她吃饭有些调皮,我们就选她当“席长”。这样她吃饭就好多了。

  婷儿能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最后竟然还能以不寻常的高效率完成了申请美国大学的复杂程序,并取得成功。很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听说这一点后,都感到非常惊讶。

  ….姥爷没有打过婷儿,只是婷儿犯了错误,姥爷对她的态度很严肃。老爷说她的优点是是非分明,她错了,她承认错误,但不能冤枉她。姥爷说婷儿的性格是可贵的。

  的确,睡眠不足,是个大问题。有一个有名的动物对比实验,证明了睡眠甚至比食物都重要。一只兔子如果得不到任何食物,只给它喝水,大约可以维持将近半个月的生命。如果给它充足的食物,而得不到任何睡眠,每当它一想睡觉,就敲锣好鼓把它搞醒,那么熬不到一个星期,它就会死去。

  ….昨天婷儿还到学校收发室给姥爷拿回报纸和信。姥爷说:婷儿要接走了,我真是舍不得!

  可是,我们自信拿得出一套十分有效的科学措施,能帮婷儿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使疲劳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即使是一天只能睡3-4个小时,连续运转两三个月,也能保证她这根“弦”不致绷断!

  6岁拍电视,出演《桃花曲》

  这些措施尽管听起来简单,但它们综合到一起的效果,却是十分显著的。

  1986年秋天,我终于以优异成绩结束了电大中文专业的学习,把婷儿接回我的身边。半年后,婷儿偶然遇到了一个真正的挑战:在卫生部和四川省人艺合拍的公益片电视剧《桃花曲》中扮演小主角“小英”。

  第一个措施,是坚持体育锻炼,无论多累多乏,每天仍然要求婷儿保持一定的运动量。因为在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承受压力最大的不是肌肉,而是大脑。要想让大脑减轻疲劳程度,就需要通过体育活动来松弛紧张的脑细胞,改换大脑兴奋点的区域。人类的大脑是一种奇特的“自动化设备”,当它疲劳过度,处在即将受到损害的边沿时,就会自动进入自我保护状态,就像电冰箱超负荷过热会自动停机一样。大脑的这种程序叫做“保护性抑制”。到了这一步,大脑会自动拒绝工作,于是,就啥欠连天,效率低下,昏昏欲睡,以便保护自己不受损伤。

  那是婷儿快满6岁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她流鼻血没去幼儿园,在我的办公室见到了导演陈福黔。导演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把红红的苹果脸一扬,说:“我叫刘一婷(婷儿4年级才改叫刘亦婷),你就叫我婷婷好啦!”导演喜欢婷婷天真活泼、聪明大方,见她的个头长得也像一年级小学生,当场提出让婷儿来演女主角桃花的女儿小英,并简单扼要地讲述了《桃花曲》的故事:

  婷儿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在最紧张的阶段,每天都要跑步,课间就跑楼梯或练起蹲。动静结合,使大脑处于交替兴奋状态,避免了把“弦”绷断。

  小英的爸爸死后,奶奶从麻风病院回家了,村里的大人孩子都不相信奶奶不会传染人,像讨厌瘟疫一样歧视躲避小英家的人。桃花妈妈不肯丢下奶奶不管,爱她的人也不敢娶她。后来,由于小英的原因,桃花妈妈和小英的司机“大朋友”(由大明星张国立出演)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营养,是又一个有效的措施、如果把大脑比喻成汽车,营养物质就是发动机的燃料。这方面,我们多年来已经摸索到了不少规律,早已驾轻就熟。婷儿从小也在饮食方面养成了一套好习惯——一懂得按科学的营养需要吃饭。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当别的孩子可能点着菜名吃口味、吃花样的时候,婷儿就已经习惯于问:“我这顿饭吃什么蛋白质呀?”

  我和婷儿觉得小英的形象挺可爱的,便高兴地答应了导演的邀请。几天后,我分别向单位和幼儿园请了半个月的假,陪着婷儿和剧组一起来到了桃花盛开的龙泉湖。

  在整个申请过程中,我们为婷儿精心安排了一套非常健脑的食谱,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非常容易消化,此外还有各种水果,全都洗净消毒,拿起来就能吃,又省时间又卫生。这套食谱,使婷儿的头脑始终营养充足,运转灵活。

  在半个月的拍摄过程中,婷儿超前发展的理解能力,使她把“小英”演得非常成功。刚开始,导演想用示范的办法让婷儿跟着模仿,可是婷儿很不习惯盲目模仿,难以“入戏”。我向导演建议,不妨试用跟成人演员“说戏”的办法,让婷儿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演。结果正如我估计那样,婷儿一听就懂,很快就能“入戏”。可以说,小英在剧里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婷儿听导演或我“说戏”之后即兴表演的。

  另一个措施就是前面提到的“拿钱买时间”。原来为了培养婷儿的自立能力,上学放学一律坐公共汽车,每次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一律自己想办法带走。现在每天晚上妈妈到学校传达室等婷儿下晚自习,然后坐出租车赶回家。婷儿一上出租车就靠在妈妈肩膀上打旽。一次能睡15分钟,还节约了途中的45分钟。妈妈每次看着她累成这样,真是心疼。

  对儿童演员来说,最头疼的就是拍“哭戏”,不巧的是,在上下两集《桃花曲》中,小英竟有四场“放声大哭”的戏!为了拍好这些哭戏,自然生出不少拍摄趣闻,我把拍哭戏的趣闻都写进了《有趣的小演员》中的“小英四哭”:

  不过,妈妈也是个意志坚强的人,没有为婷儿的劳累而动摇决心。俗话说“慈不掌兵”,在孩子需要去“冲锋陷阵”的时候,只要不至于把弦绷断,我们从来不会屈从于内心的软弱和伤感、就是在这种精神的多年熏陶下,婷儿也养成了不轻易向任何困难屈服的性格。

  拍笑的戏好玩儿,拍哭戏就不好玩了,偏偏小英还得哭四次!婷婷是妈妈陪着来拍电视的,把婷婷弄哭,自然成了妈妈的任务。

  此外,我们在这些年里,还找到了某些具有恢复疲劳动效的保健食品。通过自己的亲身试验,屡试不爽。据说马俊仁的弟子们屡屡创造长跑佳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马俊仁找到了恢复疲劳的鳖场良方。我们发现确实有些食品能显著减轻大脑疲劳,使人承受一般人所不能承受的体力和脑力消耗。这使婷儿在申请留学的过程中如虎添翼。

  第一次哭,是小英的奶奶治好麻风病回家后,同学的妈妈不许他跟小英玩儿,小英被摔倒在路上,吓哭了。为了拍小英哭的特写,婷婷可吃了苦头。妈妈以为狠心揪一下女儿的屁股,婷婷马上就会哭的。不料婷婷刚拍了“抬花轿”的戏,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妈妈使劲揪了七八下,她还在笑着来饶,直到实在忍不住肉痛,才“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为了拍出憋了半天才哭的效果,导演故意吼道:“闭上嘴巴!不许哭!”婷婷赶快闭上嘴巴,竭力忍住哭。导演喊:“哭!使劲哭!”她才痛痛快快地哭起来。拍完特写,导演连忙跑过去把婷婷抱起来一个劲儿地安慰:“别哭了,别哭了,已经拍完了。婷婷真乖,你要是笑一下,就是最好的小演员!”这话真灵,婷婷果然笑了。

  面谈,充满挑战的机遇

  第二次哭和第三次哭其实是一场戏,小英被同学们欺负,不想读书了,桃花气得打哭了她。为了拍摄方便,必须先拍挨打之后哭的镜头,再拍挨好和母女抱头痛哭的近景。这样一来,挨一次打非得哭两次才行。这回妈妈再也舍不得揪了,想起婷婷最怕妈妈离开她,妈妈请女演员罗秀春到拍摄现场说:“婷婷的妈妈走了,她单位上刚刚打电话叫她一个人先回去。”婷婷不知真假,眼泪一下就上来了。妈妈从录相监视器里看到女儿哭得那么伤心,心里直发愁:还得哭两次呢,可怎么办哪?!

  在哈佛大学的入学申请表上,有一个“是否希望面谈”的选项,婷儿毫不犹豫地在上面打了个钩一-她非常希望有机会跟哈佛的代表见见面,她相信哈佛选派的面谈人,一定会有一双慧眼。

  没想到,第三次哭却十分省劲儿。桃花妈妈打得并不重,婷婷却哭得很伤心。导演一喊:“停!”桃花妈妈连眼泪都顾不上擦,就担心地抱住婷婷边擦边问:“打得疼吗?”婷婷却甜甜地一笑:“不疼,桃花妈妈,真的不疼。”拍完戏,妈妈问她:“这么容易就打哭了?”婷婷得意地说:“开始我是假装在哭,我心里想着哭吧,哭吧!就真地哭了。”导演听见了大感惊奇,说:“嘿,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也会用‘第二自我’来演戏!”

  不少美国大学都在招生指南中反复强调—-“建议面谈及访问校园”;“强烈建议面谈”,等等。对有经验的招生人员来说,短短半小时的面谈,有时可能比几十页的材料还能说明问题。

  让小演员哭并不难,难的是哭得再狠也不忘演戏。最后一次拍哭,婷婷就真地耍起横来了。刚刚拍完同学打掉小英的课本,把小英推倒在泥地里的戏,婷婷就非要按干净裤子。妈妈不答应,还故意拿脏裤子上的“蛔虫卵”“苍蝇卵”来吓唬她。婷婷气得大哭起来,摄像机连忙对准了她。导演对婷婷喊:“快说,我的书….”婷婷根本不理他,只管哭叫:“打妈妈!讨厌妈妈….”直到妈妈说:“听话!趁着蛔虫卵还没变成虫,赶快把戏拍完!”婷婷才伤心地哭叫起来:“我的书….我的书包….”

  面谈人(Interviewer),是每次面谈时,与申请人直接谈话的人,也是面对活生生的申请人直接下结论的人,他们是招生委员会延伸的耳朵和眼睛,对能否被录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如果你申请留学时得到了面谈的机会,一定要认真对待!

  凑巧的是,《桃花曲》在中央电视二台放映的时候,姥爷和姥姥刚好买了彩色电视机,当他们从屏幕上看到日夜思念的婷儿时,真是高兴得嘴都会不上了。我们则把婷儿得到的2O0元片酬加进了买电视机的专款,这台富有纪念意义的18卧式老彩电,到现在我还舍不得换呢!

  与申请人面谈的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如果申请人直接访问大学校园,面谈人当然就是该校招生办公室的官员。但是很多情况下,面谈地点并不在大学校园,甚至不在美国本土。如果申请人分布的地点比较集中,美国的大学还有可能派几名老师出来跑一圈,可是如果申请人遍布全球,学校直接派老师来面谈就很难做到了。于是,很多美国大学形成了一个传统—一利用本校的毕业生来当面谈人。这些毕业生既熟悉本校的招生要求,又对母校怀着深厚感情,一般都会忠实执行母校的使命,确实是非常恰当的人选。不言而喻,客观公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之一。

  母女对话录,入选《新中国的一日》

  哈佛在1998年的招生中,就公布了在美国之外的30多个国家的80多位面谈人的姓名、住址、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并指明只能在当年9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与面谈人联系。他们分布的地点包括巴哈马群岛、塞浦路斯、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小国和地区,但公布最多的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光一个德国,就有11个哈佛面谈人,比公布出来的整个非洲或亚洲的哈佛面谈人加到一起都多。这也大体上反映了哈佛在这些不同国家招生的数量或比率。

  拍电视剧的兴奋劲儿刚过去,各大报纸上同时刊登的“《新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启事”又引起了我的注意。

  招生面谈到底谈些什么?很多有可能得到面谈机会的中国学生,对此都会很感兴趣。

  我在选修“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了解到:半个世纪前,以茅盾为首的一批进步文化人曾经发起编辑了一本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一日》,这部征文集通过众多普通人的笔,为1936年5月21日的中国照过一张“像”,它为唤醒中国人的救亡意识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没想到,50年后的今天,又有一批有心人想在同样的时间、以同样方式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摄一张“像”,既可给渴望了解中国近貌的中外朋友们以直观生动的印象,又可与50年前的中国做一个对比。《新中国的一日》编委会呼吁各界人士都把1987年5月21日这一天的经历、感受写下来寄给他们,入选的征文将由华夏出版社结集出版。

  说来很有意思——一般情况下,完全像是随意的闲聊,不拘形式,不限话题,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不过这种时候你却得留神,面谈人士一面和颜悦色地让你松弛紧张的心情,鼓励你叙述自己的见闻和经历,表达你的思考和见解,不时还引导一下偏离的话题;另一面会十分认真地听你说的每句话,力图深入了解你的内心世界、你的潜力、你的素养…
当你离去之后,他还会写出一份详细的报告,向母校叙述他在你身上观察到的一切,包括他得出的至关重要的结论——你对该校是否合适。

  这则启事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编委会共收到稿件13000多份,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都踊跃地参加了征文活动,如宋希濂、费孝通、夏衍、杨沫、聂卫平、沈醉、叶永烈、程乃珊….等等。我和无数热爱祖国的公民一样,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参加这次有益于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横断面的征文活动,把当代中国社会一日中的点滴留给后世”。而且我还希望有婷儿这样的接班人在50年后再次发起《新世纪中国一日》征文活动,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优秀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于是,我在5月21日之前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婷儿听了,并且告诉她,我准备把她当时正在做的一个智力训练活动“家庭新闻发布会”写下来。婷儿对此也很感兴趣,那天一出幼儿园,我们在路上就开始了问答,回家以后,又用录音机把我们的问答重复了一遍,然后再根据录音整理成了这篇应征的稿件:

  不妨说,面谈很像是一次气氛轻松友好的全面“检验”。

  幼儿园里的“新闻”一一刘一婷答妈妈问

  一般而言,那些名牌大学的面谈人都会是些感觉敏锐、眼光犀利、富有经验的人,他们对申请者的观察不是入木三分,也是八九不离十。因此他们的意见,也会很受母校的重视。

  妈妈:婷婷,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要求面谈的表格是按时寄往哈佛了,可是回过头来看哈佛公布的面谈人清单上,中国的一栏只打了一个星号。这意味着,哈佛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定的面谈人。婷儿在此之前跟别的大学也要求过面谈,可是不幸被告知:“抱歉,无法找到在中国的面谈人。”

  婷婷:好吧。我叫刘一婷(“亦婷”是后来继父帮她改的),是成都币第3幼儿园大(2)班的小朋友。我今年6岁,是3月份过的生日。满了6岁以后,每天从幼儿园回家,妈妈都要让我“发布新闻”。我总是一坐上“专车”(妈妈的自行车后座)就开始讲幼儿园里的各种事情。妈妈边骑车,边给我的“新闻”评分。有的评成“好新闻”,有的评成“一般的新闻”,还有的干脆就评成“不是新闻”,真好玩儿!

  不知道哈佛在中国有没有现成的面谈人。初选过关的信号

  妈妈:今天不比往常,咱们要把幼儿园的新闻写下来,寄到华夏出版社,印到一本书里,你还记得是什么书吗?

  其他的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着,电子邮件来来往往,一份又一份的表格照要求填好又寄出,不时会收到哈佛寄来的一封航空邮件,通知说哪些材料已经收到。可是,却久久没有提到面谈的安排。这位人隐隐感到担心。

  婷婷:《新中国的一日》,书上全是5月21日的真事儿,对吗?

  2月初的一天,哈佛招生办突然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很抱歉地通知婷儿说,他们无法在成都找到一个能做面谈的哈佛毕业生,并问婷儿是否可以到上海或北京去面谈,并要求婷儿补充一份能让招生委员会了解她学业水平的论文。

  妈妈:对。这本书是隔了5O年才出第2本呢!这回咱们能不能被选中,就看你今天有什么新闻了。

  这个邮件让我们又惊又喜,看来,婷儿已经在初步筛选中引起了哈佛招生办的兴趣!

  婷婷:别担心,妈妈。今天我得了好多新闻呢!

  我们马上把这个邮件转发给拉瑞,拉瑞的反映比我们还兴奋。他立即行动起来,拜托他在北京和成都两地认识的美国人,帮助婷儿查找在中国西南地区工作的哈佛毕业生——拉瑞深知婷儿正处于时间紧缺状态,他也希望婷儿少跑一点路,多一点准备高考的时间。

  妈妈:是什么事儿啊?

  我们也到处托亲拜友,希望在较近的城市找到一个哈佛毕业生当面谈人。

  婷婷:星期二的幼儿园体操比赛出结果了,我们班得了个第1名。这个新闻不错吧?

  就在我们的长途电话快打出点眉目的时候,拉瑞来了一封电子邮件,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妈妈:不错!这下你们班就有两个第1名了。

  “我找到了一个哈佛毕业生…”

  婷婷:这个第1名和上一次的第1名名不一样。上次跳《小螺号》,是幼儿园自己搞的比赛,我们得了第1名,只是给大(2)班争了光。这一次体操比赛,我们是代表三幼去的,是全东城区的第1名,这可是给全幼儿园争的光哦!比赛那天,我们班的小朋友没有一个人做错动作,也没走错队形。可惜你没去看。

  拉瑞找到的这位哈佛毕业生,竟然就在成都!他就是做新闻文化工作的乔一一Joe(JosephBookbinder)

  妈妈:是挺可惜的,不过我更愿意让你讲给我听。

  乔80年代毕业于哈佛,他的为人,正像我们所想象的哈佛毕业生那样——充满活力和激情,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也抱有啥佛人的包容和理解。他对自己的事业非常热爱,知识渊博,富于智慧,又温厚诚恳。他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就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将来要到中国工作,体验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像许多哈佛学生一样,他的人生蓝图得以实现。

  婷婷:为什么呢?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表现在乔对人生伴侣的选择上,乔的妻子小梁,是一位长于美国的华裔美国人,更是一位娴淑聪慧,风度优雅的年轻女性。他们的幼子小安德鲁,还在呀呀学语的婴儿阶段,就已经开始对汉语和英语“兼收并蓄”了。

  妈妈:好处可多啦。你想想,为了给妈妈“发布新闻”,首先你得注意观察吧?观察到了,还得把话想完整了,才能说清楚吧?经常练习,你就变得会看、会想、会说了。比起刚刚开始“发布新闻”的时候,你不是进步多了吗?

  乔不仅热爱中国文化,还特别喜欢四川和成都。他觉得成都比北京、上海更有中国味儿,更富于中国传统——他很能欣赏那种富有沧桑感,能体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内涵的事物。他对四川的喜爱,甚至延伸到味道浓烈的麻辣川菜。

  婷婷:是的,现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总是表扬我词儿用得好,反应也快。

  此外,非常重要的另一点,是乔接触过的中国人很多。我们相信,这有助于他在比较中发现婷儿的长处。我们对婷儿身上长期培养出来的种种素质,抱有信心。

  妈妈:这都是练出来的,对吗?

  能与这样的一位哈佛代表面谈,当然是再理想不过了,只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来做面谈的事。

  婷婷:对。妈妈,我们今天学了一首新儿歌,可好听了,我背给你听好吗?…..糟糕,第一句我忘了。妈妈:那就从第二句开始背吧。婷婷:好吧。……好像大桥两边架。我从上面走过去,迎接外国的小娃娃。你好呀,你好呀,美国的小尼娜。

  拉瑞征询了乔的意见。乔听说此事后,立即欣然应允当婷儿的面谈人。一件大事,就这样水到渠成了。接着,拉瑞迅速地把乔的情况和通讯地址告诉了哈佛招生办,哈佛招生办也以最快的速度给乔寄去了面谈所需要的一切材料。接哈佛规定,面谈人只有在看完了要求的材料后,才能进行面谈。

  你好呀,你好呀,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全家只有伸长了脖子,焦急地等待——一根据哈佛招生办的安排,正常情况下,申请哈佛的外国学生们,早在头一年的9月15日,就可以跟世界各地的面谈人约定时间做面谈了、现在,已经迫近2月下旬,哈佛招生委员会投票拍板的日子——3月份,一转眼就会来临,时间还来得及吗?

  日本的小樱花。

  面谈:功到自然成

  欢迎你们到我家,

  终于,材料寄到了,面谈的日子也跟乔商定了,2月22日,春节过后的大年初八,是一个星期一。

  庆祝“六·一”儿童节,

  当时,我们正赶上单位集资建房搞拆迁。春节一过,就要断水断电,而且,由于春节期间电信局不办理电话移机,婷儿与美国大学的E-mail联系也要中断。于是,婷儿又熬更守夜地完成了此次申报的最后一篇论文,并赶在电话停机前发了出去。然后,婷儿回到我们在学校附近给她税的房子里准备高考的功课。

  全世界小朋友是一家。

  至于这次面谈,可准备的东西并不多,因为准备工作在十几年来早就完成了。面谈像一道有无穷个解的数学题,无法预测对方会问些什么。可是只要你有深厚的积累,对方决不会看不出来。

  妈妈:嗯,挺不错的,第一句是不是跟彩虹有关哪?

  面谈那天,妈妈把婷儿送到乔工作的地方,便放心地回去忙搬家的事了。

  婷婷:就是就是!我想起来了,“一道彩虹天上挂,好像大桥两边架”,哈哈….

  三九寒冬,屋外寒风袭人,屋内却是暖意融融。乔和婷儿的面谈,进行了两个小时。乔说的不多,但听得非常专注。有时,他提一两个问题,把谈话引向他感兴趣的方向,然后就让婷儿自由自在地在各种话题中漫游——说学校里的趣事,说以前和近来的各种感受,说想法,说打算,也不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苦恼和困惑…
与乔谈话,有一种友善而又亲切的氛围,使婷儿畅所欲言。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

  妈妈:好了,婷婷,咱们结束把。你还得练习报幕呢!星期六就是23号,东城区幼儿文艺汇演就要开始了。明天晚上咱们要看《坎坷》(墨西哥电视连续剧),也练不成,全靠今天晚上了。

  两个小时,一晃眼就过去了。面谈结束时,乔说了几句代表他自己看法的话,像他的为人一样率直、诚恳:“我相信,你会对哈佛做出贡献的…
我希望你能被哈佛录取。”

  婷婷:好吧,妈妈,再让我说最后一个新闻吧,一分钟就够了。你看着表啊。预备,开始!今天中午在幼儿园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嘴巴里长了两个小尖尖,顶得牙齿很疼。

  这几句话,表明这次面谈是非常成功的。可以说,面谈使婷儿离哈佛又近了一步。到此为主,申请留学的过程就只剩下等了。

  妈妈:让我看看。唉呀婷婷,你要换牙了,乳牙还没掉,新牙就冒出尖了。人家都是7岁换牙,你怎么6岁就换牙了?

  婷儿顾不上喘息,又马不停蹄地回校准备高考去了。她一算时间,离上考场还有足足4个月呢!经过了冲刺哈佛的磨练,她对时间和人的潜能都有了新的认识,她觉得完全来得及向北大发起“猛攻”。

  婷婷:我们班好多小朋友都在换牙呢,蒙肖、罗凯、杨丽娜、黄奇…
都是6岁。曾医生说,独生子女营养好,发育得快。

  等待申请结果似乎成了爸爸妈妈的“专利”。

  妈妈:噢,是这样啊。喏,咱们到家了,下来走吧。

  尽管对90%以上的申请看来说,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在最后1秒钟之前,谁也不知道招生委员会的幸运之星会闪烁在哪些人的头顶,但至少我们知道,婷儿已经极其出色地做完了她该做的一切,即使失败了,她也可以无愧于心了。

  一年后,我在《(新中国的一日)的编辑经过》中看到,“在13000份稿件中,从6岁稚童到百岁老人,没有哪一个年龄层没有来稿。”这个“6岁稚童”说的就是婷儿。我们的稿件经过了先后4次筛选,而且因为“北京、江苏、四川、辽宁是来稿最多的地区,其稿件只好从严选取”,但最终还是脱颖而出,和480赢入选征文一起载入史册,成为反映当代中国的一个小侧面。

  况且,许多迹象表明,她大有希望!

  能以这样的“成果”为婷儿的幼儿时代画句号,我已经相当满意了。

  一个多月后,出现了本书开头的那一幕…
婷儿人生历程中的新阶段就此开始。正如拉瑞在祝贺邮件里所说的:你们的女儿将要张开翅膀,飞向新的天空,迎接新的挑战!

  ——带着我们的祝福,也带着我们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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