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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气象、文化格调,往往由诗歌来呈现。因此,这个时代的诗人有着抒写的责任。

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国际蒙古学学会协办的“第二届13-18世纪欧亚古典学国际会议暨亦邻真先生蒙古学论著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蒙古国、捷克等国家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隆重纪念中国蒙古学巨匠、内蒙古大学亦邻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现实是多元的,诗歌当产生于现实之中,反映出现实的复杂性。诗歌在反应现实方面的先验性和审美意味,得益于诗人处理现实问题时的精心甄别和站位高度。现实是多元的,诗人的视角和笔触也应该是多元的,诗歌照应时代精神的维度也应该是多元的。这取决于诗人多年修炼的把握经验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个人经验、诗人把握现实的能力,都会体现在自己的诗作中,使一首诗歌区别于另一首诗歌,使一个诗人区别于另一个诗人。

16日上午,亦邻真学术论著全集发布仪式及追思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第二会议室召开,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齐鹏飞在致辞中重点提及了亦邻真先生和国学院的深刻渊源关系,最后充分肯定了再版亦邻真先生著作的意义,并号召专家学者利用此次机会,充分总结先生的学术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乌兰简要介绍了亦邻真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和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内蒙古大学研究中心教授乌云格日勒分别代表国际蒙古学学会和中国蒙古史学会发言,介绍了亦邻真先生的学术贡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吕瑞锋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吴昕阳分别介绍了《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和《般若宝藏:亦邻真教授蒙古文论著及手稿》的出版情况。内蒙古大学教授照日格图向大会赠送了《内蒙古蒙古语方言地图资料集》系列丛书。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杜甫的家国情怀。“今日云景好,水绿秋山明。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这是李白的豪放飘逸。“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是苏轼的感时伤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辛弃疾的生不逢时……古代的诗人们以极具个性的诗作呈现了诗歌的品质。

追思会分为嘉宾发言和亦邻真先生弟子及子女发言两个环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主持。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中国百年新诗的探索传承,历经了语言的解放、诗意的嬗变和体系的确立。当下,新诗写作显现峥嵘,已经具备了自身的特点和形态。从古体诗词到新诗,“诗歌要真实反映现实”这一诉求从未改变。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如果一位诗人不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亦邻真先生生前同事、内蒙古大学教授周清澍叙述了本次学术会议的必要性,指出亦邻真先生是全面的学者,其著作值得当今年轻学者学习,尤其号召大家要学习亦邻真先生敢于接受新事物并在该领域取得成就的精神。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艾骛德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胡日查教授等回忆了自己与先生的交往情形,感谢了先生对自己的提携、鼓励,特别是在学位论文撰写、答辩时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一致认为,亦邻真先生虽不多产,但其成果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此次再版其论著,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很多的新诗写作者,也以非常优秀的作品彰显了新诗写作的诸多可能。例如诗人昌耀,他的诗激情、凝重、壮美,有着饱经沧桑的情怀,有着苍茫雄浑的西部人文背景。他在《河床》中写道:“他从荒原踏来,/重新领有自己的运命。/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是眩晕的飓风。”又如穆旦,他的诗象征意味浓郁,诗歌语言独具一格。他的《不幸的人们》中,有这样的诗句:“无论在黄昏的路上,或从碎裂的心里,/我都听见了她的不可抗拒的声音,/低沉的,摇动在睡眠和睡眠之间,/当我想念着所有不幸的人们。”再如冯至,他的诗低唱浅吟,抒情意味十足,又充满哲理:“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十四行诗》)

中国社会科学院郝时远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白拉都格其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成崇德教授、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等亦邻真先生的学生,深切缅怀了导师当年的言传身教。亦邻真先生的次女亦然之也回忆了幼时和父亲的故事,自己虽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父亲的教诲影响一生。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诗人要做的是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并建构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关系。诗歌来源于现实,但同时又超越现实。在这一点上,诗歌就是创造,创造一个“超越现实”的诗歌世界。在现实抒写方面,新时代的诗人需要不断创新、综合,既走向社会、走向现实,也走向内心、走向人性,将充满诗意而又泥沙俱下的现实、波澜不惊而又沟壑纵横的内心、复杂多变而又矛盾百出的人性充分结合起来。

16日下午,9位学者做了大会主题报告。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对于诗人而言,诗歌写作不能同质化。那些精致的、唯美的诗歌是好的,那些粗粝的、烟火四起的诗歌也应该是好的。现实是生机勃勃的,充满差异性的,诗歌亦应如此。每一个诗人都要寻找到自己的诗歌道路,探索对世界和自我的诗意表达。一个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往往都有自己的显在或隐在的“写作谱系”,立足于自己的“现实”,才能凸显个人的写作理想与写作标准。

乌兰做了题为“亦邻真先生的蒙元史语文学课程”的报告。她深情回忆了恩师在1979年3月15日首次讲授“蒙元史语文学”这门课程的情形,由于这门课程难度很大,当时一度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好在恩师很有耐心,自己逐渐进入了学习状态。亦邻真先生蒙元史语文学定义为“研究蒙古汗国和元代文献的学问。这一时期文献的特点是多语种,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汉语和蒙古语”。课程主要内容为蒙古语文献、汉语文献和汉语音韵学三部分,教学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掌握蒙元史语文学的基本知识,并进一步运用到蒙元史研究中去。她最后总结道,语文学是蒙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感谢恩师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在当下的新诗写作中,诗人们一方面秉承传统,另一方面立足现实,融汇现代意识和技术。很多诗歌有着沉静的力量,有着自己独特的呈现和表达。诗人坚守自己的创作,不苟同,不附和。诗歌理论批评也有良好的助推作用。当然,当下的诗歌写作,也存在很多需要思索的命题。比如,诗歌进入公众视野的途径有待开拓,诗歌介入大众阅读范围的广度和深度有待提高。

白拉都格其以“关于早期蒙古社会制度的再思考”为题,探讨了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人何时从“野蛮”的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文明”的。他在前人基础上,觉得以下三点值得再思考:一是如何更准确、合理地理解和判断这个过渡及其完成的基本标准、标志;一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回顾和梳理基本文献记载,试求有新解读;一是力求更为准确、合理地解读更大空间范围的基本史实,为本题讨论提供必要的参照系和佐证。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新时代的诗歌写作实践中,“但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人民的良心”(塞弗尔特)。诗人应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好的诗歌在于突破,在于创造,在于能够触动人心,能够被读者喜爱,能够流传下去。在现实土壤的孕育下,诗人应拿出好的作品来为这个时代作证,并以诗歌来反哺所生活的时代,展现“现实”中真实的“爱”。

国际蒙古学学会主席、匈牙利罗兰大学碧尔塔兰教授的演讲题目是Carmen
Miserabile by Master Rogerius. Some Remarks on the 13th Century
Hungarian Narrative on the Mongolian Expansion. Mater Rogerius
(1205−1266)写作了Carmen
Miserabile一书,这是关于蒙古西征入侵匈牙利的最著名叙事之一,它记载了拔都军队占领匈牙利的情况。碧尔塔兰在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文本中一些特定的关于匈牙利的主题。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骛德做了How the Shengwu Qinzhenglu Was
Written?的报告。艾骛德教授潜心研究《圣武亲征录》十五年,其成果即将出版。他指出,《圣武亲征录》位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纪》和《史集·成吉思汗传》的交汇之处,是研究蒙元早期史的重要材料。该书由成吉思汗编年史和窝阔台编年史两部不同作品组成,二者具有不同风格和名称。《太祖实录》虽已亡佚,但在《史集·成吉思汗传》《通鉴续编》《元史·太祖本纪》等文本,可以确认《圣武亲征录·成吉思汗编年史》是《太祖实录》98.8%完成的副本。《圣武亲征录·窝阔台编年史》是《太宗实录》约70-80%完成的副本。元仁宗,大约在1320年,想将元太祖及太宗实录的文本剪辑为一个简短的历史记录,用辉煌的蒙元历史启发当代。《太祖实录》的史源大部是蒙古文,但编纂的组织典范却来自欧阳修,不可简单将其视为单纯的蒙古文史料或汉文史料,这正好说明元廷的复杂性和多民族性质。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的演讲为“《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今已佚失的旧大陆世界地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是成于明初的《大明混一图》及15世纪初叶朝鲜王朝制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时最重要的底图。后两幅地图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是后者未曾呈现半岛形的南亚次大陆,而把属于印度的诸多地名定位于亚洲大陆块西南的一个巨岛之上。《大明混一图》则在保留“混一疆理图”里那个巨岛的同时,又在阿拉伯半岛以东增画了一个树干状的半岛,即出现“两个印度”。姚教授在对勘多语种地名的基础上,指出明代制图者对印度洋的认识还很不充分,无法确定“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绝对画错了位置。所以他没有贸然将岛上地名归并到新增的半岛上去,而宁可保留着李图上那个岛屿状印度,只是设法避免两处地名发生重复而已。这也说明,《大明混一图》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东方制图者对如何在一张图上整合世界地理知识所获致的思考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研究员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日本九州大学森川哲雄教授研究了著名的“俺答汗碑文”。他指出,“俺答汗碑文”自发现以来备受关注,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全荣研究员等先后进行过研究。然而,由于碑文有所损泐,部分文字难以辨认,这影响到了对其全部内容的理解。森川教授对该碑文进行了重新转写、注释和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巴哈提·依加汉教授考察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敕哈萨克小玉兹汗努喇里和中玉兹苏勒坦(王)阿布勒必斯的两件察合台文谕旨,在结合相关满文奏折及其它察合台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准确释读和研究。并进而指出清朝与哈萨克的交往过程中,察合台文起到了双向的重要作用,清廷曾把察合台文作为于哈萨克交往的正式公文文书语言之一。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二木博史教授以“关于东京私人收藏的哈斯宝译《今古奇观》抄本”为题,首先介绍了各地所藏哈斯宝译《今古奇观》的概况。随后对1978年在乌兰巴托收集到的《今古奇观》以及其它蒙古文译本的问题做了详细探讨。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从语言学角度介绍了罗卜桑丹金《黄金史》,并对其旁注的时间、内容做了相关考证。进而得出《黄金史》旁注对《黄金史》本身的研究及对蒙古语语法,词汇,正字法的发展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17日,进行了主题为“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两组讨论。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献”

内蒙古大学希都日古教授分别从“蒙汉文史书对明英宗被俘后在蒙古的情形的记载”、“关于景泰帝(明代宗)书复太上皇帝明英宗及给太师也先的书信”和“李实、杨善相继出使蒙古并迎回明英宗”等三个方面重新考证了有关“土木之变”的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教授依据蒙古文档案,考证了清代内扎萨克六盟盟名的固定时间。清顺治年间,内扎萨克蒙古分六处会盟。但盟名一直不见于清前期史籍记载。实录中内扎萨克六盟名称第一次全部出现是在乾隆二年。近年有关盟会名称的研究,主要通过新发现的满蒙文档案获得进展。杭锦旗扎萨克衙门档案中有一篇理藩院于康熙四十一年颁给各盟扎萨克有关会盟的札文,通过对该档案的解读,证明康熙四十一年内扎萨克五盟的名称此时已经固定,而锡林郭勒盟盟名的固定应当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两次会盟之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教授依据包头市档案馆所藏五当召蒙古文档案,对五当召建寺年代做了考证。

内蒙古大学苏德毕力格教授探讨了清末庚子赔款与蒙地放垦的关系。庚子赔款是清朝放弃禁止开垦外藩蒙古各旗牧地传统政策的转折点。对于以土地抵偿赔款的蒙旗而言,巨额赔款使它们永久地失去了大片牧地。后来列强相继退还部分庚款,但退还的款主要用于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和建立大学等教育机构,并没有惠及当时发生教案的蒙旗,既没有能赎回卖出的土地,更没有建起新式学校。

内蒙古大学乌云格日勒教授以以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各旗为例,讨论了在遭遇外国,尤其是俄国侵略势力之时蒙旗的被动和无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研究员三个方面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喀尔喀蒙古藏文著述的成就。蒙古国国立教育大学Gerlbadrakh教授介绍了蒙古国所藏蒙古游牧图概况,并指出其大部分为18-20世纪的喀尔喀蒙古游牧图,并对游牧图的所载的寺庙、道路和方向等问题做了相关研究。

俄罗斯东方文献研究所的Natalia
Yampolskaya发现了最早的托忒文文献。托忒蒙古文创制于1648年,但用托忒文写作、印刷的文献却出现较晚。直到最近,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于1691年给俄国沙皇的信件仍被认为是最早的托忒文文献。不过,在2016-2018年间,Natalia等在哈萨克斯坦的Ablaikit遗址发现了若干桦树皮残片。经过研究后,确认有4份蒙古文文献,其中3份是用托忒文书写的,同属咱雅班第达对《心经》的托忒文译本,第4份还需要修复后再确定。这一发现可将托忒文文献的最早年代追溯至16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叶尔达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县发现了托忒文木刻《四部医典》之《总则医典》。《四部医典》是著名藏医学家云丹贡布所著的集医疗实践和理论为一体的百科全书。新发现的托忒文《总则医典》为《四部医典》第一卷,综合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等,是《四部医典》的纲领和理论基础。根据其跋文,可知倡议者为和硕特部拜巴噶斯之幼子阿布赖巴图尔,翻译者为咱雅班第达,翻译年代大约在1648-1662年,木刻时间在1735-1744年。捷克科学院的Ondrej
Srba以蒙古文文献Gerger qaγan-u namtar,Jarong kašor suburγan-u
tuγuji,Tobčilan jokiyaγsan šasin-u
jiruqai等为中心,考察了18-19世纪蒙古文文本中的时间概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乌·托娅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金字《甘珠尔》的情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布和朝鲁研究员介绍了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所藏涉及蒙古民间信仰的蒙古文《teyireng禳解经》。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斯琴博士基于清代档案,结合在蒙古国南戈壁省和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材料,梳理了喀尔喀蒙古地区建构的达赖喇嘛转世——嘉色来活佛系统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额尔敦巴特尔副教授谈了阅读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的心得。《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复原》是亦邻真先生的代表作,额尔敦巴特尔通过仔细研读该书,对“主因亦儿坚与札忽惕”、“兀真”和“汪古惕”三条做了考释。呼伦贝尔学院乌日图教授通过利用《蒙古秘史》《史集》的记载及相关传说,考察了12-16世纪布里亚特人的迁徙过程。长江师范学院佟双喜副教授以史料为基础,结合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追溯了自蒙元以来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蒙古人的历史,指出南迁蒙古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民族构成和民族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建东博士利用新近发现的明代汉文奏疏,并结合相关蒙藏文材料,详细考察了1578年俺答汗与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仰华寺的历史性会见中蒙古使者的部属及来源,揭示了蒙古使者为促成双方会见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藏学及多语种史料下的西域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旺其科娃研究员重点关注了布里亚特收藏的蒙藏医学文献,指出这些文献资源是蒙藏医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基础,目前正在制作相关的数据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瑜博士探究了佛教中“舍身饲虎本生”的起源问题。“舍身饲虎本生”是一个古老而又著名的佛教故事,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本生故事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孟瑜通过整理分析舍身饲虎各个平行文本中关于事件发生地点的描述以及现存相关的图像遗迹,历代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对该本生发生犍陀罗地区的“圣迹”应属于后人建构。本生故事在各地流传差异较大,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祖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杰博士在沈卫荣、索罗宁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手印文本、汉译藏传密教文献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大手印文本及相关藏文底本进行同定、释读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对一些关键引文的分析,揭示了这些文本与冈波巴著作的直接关系。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在报告前,深切感谢亦邻真先生对其博士论文的撰写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今天的报告是对先生的纪念。在“大蒙古国”成立前夜,活跃在中国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鹘商人,另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脱不花投奔成吉思汗,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设置在汪古部地界内,当时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间有着密切往来。并以回回商人阿三和回鹘商人镇海为例,说明蒙元时期,粟特-回鹘商人的后裔仍然在与游牧民进行着交易。西北民族大学买合苏提·色来木副教授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已公开出版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并阐述了本人计划编写的察合台文文献目录范围、格式和内容等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那顺达来教授以亦邻真在《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祖源》一文中提出的“突厥方向”为题,指出突厥方向本质上为在冬季西风区居住于圆形建筑的游牧民族的方向认知。蒙古国教育大学巴图图勒噶教授研究了蒙古国“Choir”石雕像上的鲁尼文铭文。他首先回顾了一百余年来各国学者关于此铭文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做了转写、释读。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大学Rakhmatov
Mardon教授详细介绍了帖木儿时期的相关中亚本土史料。它们主要用波斯语,察合台语和部分阿拉伯语记载。并重点展示了1910年在«Turkestanskie
vedomosti»报纸上发布的察合台文《埃米尔·帖木儿的圣旨》,盖有埃米尔·
帖木儿的杏仁形个人印章,刻文为 “Amir Temur Kuragan Bin
Taraghay”。中国民族图书馆米吉提研究馆员探讨了以昔班尼时期为中心的中亚历史编纂学。他指出昔班尼王朝时期的史学著作都属于通史或王朝史的范畴。在史料来源方面,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史料来源有时在序言部分中提到,有时作者暗示自己所参考的史料是谁的作品,但不透露其哪一个。口传史料也被广泛使用。还介绍了有关昔班尼王朝的代表性文献,如《史选·胜利记》《昔班尼本纪》《昔班尼传》等。西北民族大学吾斯曼·居买副教授指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在察合台文献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以手中一份写于1926年7月22日的察合台文契约文书为中心进行了考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暨历史学系孔令伟博士候选人新近发现了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旗人苏宁阿《万里回疆图》长卷,指出该图不仅系存世之孤本原件,而且地图以及所附图说篇幅庞大而记载详实,对研究18世纪清朝官方对新疆的经营以及清代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为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通过研读《万里回疆图》、图说以及序跋中的历史信息,结合满汉文档案相关,可进一步探讨18世纪清代中国与中央欧亚间的历史脉动及盛清西域地理知识的发展。

第一历史档案馆吴元丰研究员指出,清代新疆生态环境方面的满文档案内容丰富,迄今未曾系统公布和研究,而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价值。这对全面了解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深入研究清代新疆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历史档案馆李刚研究员介绍了馆藏的宫中满文档案的种类、史料价值及最新的满文档案全文检索数据库建设情况。故宫博物院春花研究员分析了清代由礼部对朝鲜国颁发《时宪书》和通过边疆省巡抚处对琉球、安南颁发《时宪书》的情况。清廷只对朝鲜、越南、琉球三个藩属国颁发过《时宪书》,这可能和它们归化清廷较早及多数人通晓汉语有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宝音特古斯副教授综合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档案馆所藏的满蒙文档案史料,围绕八世达赖喇嘛的前世之封号、第穆呼图克图等提请给噶桑嘉措转世灵童改颁册、六世班禅进京祝寿与乾隆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尔巴衣尔博士基于相关满蒙文档案,探讨了清代阿尔泰乌梁海七旗的形成过程。

本届欧亚古典学会议,内容丰富多元,既是对蒙古学巨匠亦邻真先生的最好纪念,也有助于促进蒙古学、藏学、中亚语文学等领域中外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研究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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