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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看到海伦纳这些爱情故事和与马头琴有关的故事,我们与中国民族报社共同主办中华文化讲坛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生于1931年11月11日,四川成都金堂县人,大学毕业。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金堂县淮口镇女小教师、成都《川西农民报》编辑、四川省文联编辑、四川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游踪》《故园别》《独唱》,短篇小说集《窗》等,诗论《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写诗十二课》《十二象》《余光中100首》《流沙河诗话》等,散文《锯齿啮痕录》《南窗笑笑录》《流沙河随笔》《流沙河短文》《书鱼知小》《流沙河近作》等。诗作《理想》《就是那一只蟋蟀》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2019年11月23日在四川成都去世,享年88岁。

11月22日,由中国民族报社与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化讲坛”正式启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彝族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以《青海:多元文化交融的地域
民族沟通互信的圣地》为题作首场讲座。

海伦纳出版过多部长篇小说,并荣获过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图书奖,他编剧的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荣获美国洛杉矶世界民族电影节优秀儿童电影奖。他已经是颇有文学成就的作家了,最近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青色蒙古》,这是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创作工程中的一部长篇小说。他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沿袭他过去创作长篇小说的旧路子。他知道,如果仍如过去那样写长篇小说,就是轻车熟路再走一遍,就是在以往的几本著作上再加一本。他经过近几年对文学理论的学习以及对过去作品的总结,觉得应该有所突破,走出一条新路,所以这部《青色蒙古》他写的很慢,多次进行重大修改。他从小说理论上思考该怎么写,边思考边写作。

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作家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88岁。一时间,许多人的朋友圈为之刷屏。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说流沙河先生。

中国民族报社与中央民大研究生院的合作,是社校共享资源、履行民族团结进步使命职责的全新尝试。活动以专家讲授和互动交流的方式,助力各族学子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海伦纳以往的长篇小说都是叙述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从而表达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主题。这次海伦纳从文学理论的深度出发,悟出文学艺术也和其它艺术一样,应该有一个标志物,用来给读者一种暗示。他在书中的表面标志物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例如乌云珊丹和仁钦喇嘛的爱情,例如纳钦和索龙高娃的爱情。如果把这些爱情故事写实了,写成实在的陈述,那这本书就是一个草原上的爱情故事,或传奇或平庸,或赞美或悯惜。好在海伦纳思考得很明白,通篇运用了拟陈述,好像在陈述什么,但又不是实打实的陈述,就是说它是个无指谓的陈述。《红楼梦》运用的就是拟陈述,所以作者讲的远不是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人的存在真相。海伦纳落笔从很具体的人生体验出发,然后有意不断扬弃它的具体性,使这些得来的体验从具体升华到纯粹,最终成为感受、情感的状态,超越具体经验的具体性和时空限制性。这些纯粹经验诉诸语言,成为一个外观,虚化为“空白”。读者受到这些情感状态的感染,和它发生共鸣,并且用个人具体的感受和体验去补充它,让它充实起来,“空白”不再是虚空,构成了对作品的理解。读者看到海伦纳这些爱情故事和与马头琴有关的故事,能够得到一种暗示,这种暗示是技巧性引导,读者从中能领悟到生存环境对人的重要,在国家统一、社会安宁、民族团结的背景下,每个民族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海伦纳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去表现英雄主义,虽然这样的主题是蒙古族史诗的常用主题。但是海伦纳有意超越了它,而是写出普通牧民的心灵史,在一部去英雄化的作品中,表现出普通人的精神追求。

回忆起来,笔者与先生见过两次,并且,还有一次长谈。那天,在成都大慈寺,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关于历史、关于文学、关于人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首期主讲嘉宾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其诗歌已被翻译成近40种文字,在数十个国家出版80余种版本的翻译诗集。当晚,吉狄马加以自身在青海工作多年的经历,介绍了青海多元文化交融的情况。他说:“各族人民在青海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当我们阅读出海伦纳用拟陈述的叙述方式表达出的“语言的意味”,海伦纳的文学变革成功了!

他说:

“我的祖国/是东方的一棵巨人树/那黄色的土地上/永不停息地流淌着的是一条条金色的河流……
”开讲前,现场的中央民大学生深情朗诵了吉狄马加的诗歌《致祖国》。

海伦纳的“拟陈述”的工具是语言,他的语言能力日渐成熟。他已经形成了诗意化的语言风格,读者在接受他的抒情笔调的同时,能够感觉出一种迷醉的气息,有些忧伤,也有些不安,甚至还有失落和虚幻,而这一切又与书中人物的内在的生命呼吸息息相关。让我们不禁想到文学圈中的一句老话:写作品就是写语言。

其实我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中华文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主题,没有多年的积累和深入的研究很难得其门而入,觅得精髓。我们与中国民族报社共同主办中华文化讲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中央民大研究生院院长乌小花说。 

那是2012年8月17日午后,我们相约在成都大慈寺见面。15时的时候,一个瘦瘦的老头轻快地走来,一面微笑,一面摇着把扇子。经当时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主任何特木勒的引见,大家坐定。

一位诗人和他的“粉丝”的手就这样握在了一起。我们的距离感明显渐弱,大家开始像成都人那样喝茶聊天。

听我说自己是满族,先生则说自己“是成吉思汗的苗裔”。“大前年,我去拜了他的陵墓,感觉真的不一样。”

流沙河不姓流,姓余,叫余勋坦。

晚年的流沙河对自己的族源特别关注,曾做过专门研究。先生说,在国家图书馆藏的《余氏大家谱》中,记载泸州凤锦桥的余氏时,这样记载:元朝皇室后裔铁木健,有10个子女。他们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因政治原因,逃到四川。改铁为金,金乃铁字之偏旁,留有不忘亲祖之意。然后,又恐怕字形相似而受到追踪迫害,又将金字去下划,略省笔而为余。族众一行来至四川泸州衣锦乡凤锦桥。考虑到人多动静大,难以一路同行,族众在一起联诗、合对、盟誓并插柳纪事于溪边,然后四散逃亡各处。流沙河是余氏老大一支的后裔。

2009年9月8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在连续3天绵绵阴雨之后,终于晴朗起来。当晚,流沙河乘坐开往呼和浩特的夜车,在呼包高速公路上疾驶。

他的心狂跳不已。他兴奋地望着窗外的天空,感慨万千地说:“只有在北方,在我的故乡,在这样的高原上,才能见到这样明亮的月亮和星星……”

第二天清晨,流沙河终于走进伊金霍洛旗甘德利草原。一种回归的感觉瞬间撞击他的心灵,那样强烈。

流沙河拜谒了成吉思汗的陵墓,深情地写下一副对联:“秋风怀故土,白发拜雄魂。”落款是“蒙古裔流沙河”。

那一刻,他心中是那样的轻松。

蒙古人的血液,千百年来汩汩流淌,未曾间断,从成吉思汗坚强的身躯,流淌到流沙河诗意的心灵……

沧桑只管流去,理想依然在心

对自己的笔名,先生这样解释:“‘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为中国人的名字习惯用3个字,所以我就把‘河’字补上,这样念起来也顺口。”

流沙河,1931年11月11日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书香人家。他自幼研习古文,家庭的教育给他打下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

1947年,流沙河考入省立成都第二中学高中部。彼时,他是个追求光明、酷爱文学的少年。在校期间,他加入进步学生团体“十月读书会”,并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名气一日大似一日。1948年,他在《西方日报》副刊以流沙河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折扣》。

1949年,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虽学化学,但他的文学情愫却在心中成长。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他毅然辍学,前往山区当起了小学教员。在那里,他一直进行着革命文学的创作,诗歌中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期盼。1950年,经作家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推荐,流沙河调到《川西农民报》工作。1952年,他转入四川省文联搞专业创作。

1957年1月,流沙河、白航等4位年轻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创作的各种流派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然而,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年轻的流沙河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挨批斗,成为“反面教员”。

在此后的20年中,流沙河做过各种体力劳动,他曾在后来的采访中笑言自己“比好多年轻农民庄稼种得还好”。直至晚年,虽年事已高,还能连续讲两个小时的课,都得益于当时的体力劳动。

在被派去烧锅炉的时候,流沙河第一次读完了《庄子》,庄子的达观让他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和自由。从此以后,他开始研读诸子百家,用心聆听圣贤的不倦教诲,顽强地走过那段艰难岁月。

1979年底,流沙河调回四川省文联,任《星星》诗刊编辑。虽历尽磨难,但他对文学事业的忠诚没有丝毫减损。为了把失去的光阴追回来,流沙河在做编辑的同时,每个月还坚持写4个专栏。1985年至今,他的作品已出版20余种。

劫后余生,依然怀抱理想。关于那首经典诗歌《理想》,他一直如数家珍——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

由诗人走向学者,理性评价诗歌

复出以后,先生写了十多年的诗歌。但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从此不写了。

诗人不写诗,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这样说:“我早期写诗,到1957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进入上世纪70年代末,我又开始写了。但我的绝大部分诗,可以拿到现场朗诵,有现场效应,而从长远来说,这些东西不是诗。发现了这一点,我就离开诗歌了。”

此后20多年,先生专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专注于古典文学、古文字、庄子研究,出版了《诗经现场》《流沙河诗话》《庄子现代版》《庄子闲吹》等著作,还在《南方周末》开过专栏。

在2012年1月出版的《流沙河诗话》中,先生把诗比作一头可爱的大象,而自己则自谦是大象身上的虱子。仰望大象的轮廓,顿感横空蔽日,如山如岳。他用优美而略带调侃的文字,引经据典,将多年来对诗歌这头“大象”求索后的心得,进行了一番分门别类的梳理。

这本书在古体诗和现代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在诗歌沉寂的年代里,它就像一缕拨动风铃的清风,灵动又活泼。他用传统的诗歌审美观来评论现代诗歌,这和一些评论者引用西方文学概念的方式截然不同。

对此,先生说:“这和我这一生、和我受的教育分不开。因为从少年时代读《诗经》起,我就习惯了一种有韵味的、美丽的、有想象力的作品。现在我老了,还能背诵《诗经》中的许多作品,而且很热爱它们。我觉得,这些诗歌在我最艰难的岁月给了我无数帮助,这种帮助是一种灵魂上的安慰。古人留下那些美好的诗歌,我读了以后心胸一下就开了,眼前就亮了,觉得再苦的日子都有趣味。因为这些诗歌滋养我的灵魂数十年,无法改了,因此就形成了我的一种保守主义的诗歌观。这个对我来说不但是最熟悉的,也是最热爱的。”

对于古体诗和现代诗的关系,先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说:“我至今都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够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与现代的一些观念、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我看到报纸上介绍一个打工的诗人,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如果有可能,我带你去旅行》。他写的诗是现在的生活,写他在外头打工的苦。他的太太在遥远的村庄守着,过苦日子,一年到头就盼望他回来。他没有回,就同情、悲悯他的太太,希望将来有一天有钱了,能够带着太太到外面去旅游,让她见世面。我就突然注意到,他很讲究韵脚,也很讲究诗歌的音乐性,他的诗念起来有节奏感。我觉得,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本能。要是离开了传统,完全凭空形成一种新的诗是非常困难的。”

在先生看来,迄今为止,他所见到的现代诗,有极少数写得好的,比如台湾的余光中等。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学会了一项本领,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表达最多的含义。

“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松松垮垮、没有节奏、难以上口、无法朗诵的诗。无论那些诗的内容是写个人还是社会,也无论作者的眼界高低与运用文字的方法如何,他们都废弃了中国古典诗歌高密度、高比重的文字,那是一种失败。”

流沙河是最早在《星星》诗刊上介绍台湾诗歌的人,其中以余光中的诗为最。他评价余光中的《乡愁》是“水晶的珠子”。他能大段背诵余光中的诗,还曾经办讲座一首首地讲这些诗。有一年,余光中到他家拜访,先生很高兴,因为两人不但是诗友,还是同姓。先生爱做川菜,他亲自下厨,蒸牛肉、做夫妻肺片等招待余光中。主客大谈诗歌,至夜尽欢,成为诗坛一段佳话。

约好第三次握手,

然而,第二次竟成永别

流沙河和我一边在成都大慈寺里喝茶,一边聊天。他没有讲自己如何辉煌,没有讲自己写过哪些传世巨著,只含笑问候我,并感谢我不远千里来看他。

他说,东北的老诗人都不在了,他很想念方冰、沙鸥、胡昭、丁耶、梁南。他还讲了晋代向秀写《思旧赋》的故事,说“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向秀二人,交谊很厚。后来,嵇康因不服晋王司马昭独揽朝政,被诬陷杀害。有一次,向秀经过嵇康的旧居,看到一片荒芜,不见了老友,又听到邻人凄恻的笛声,不禁悲从中来,深深悼念嵇康,写下了情深意切的《思旧赋》。这篇赋虽然很短,却成了悼念亡友的代表作。他也讲了清末民国四川“五老”之一的刘咸荥在送别赵熙时写的挽联:“五老中剩我二人,悲君又去;九泉下若逢三子,说我就来。”

苍凉心境,先生从容道出。细细体会,其中还是坚强。

那时,流沙河已是81岁高龄,虽然看起来细细瘦瘦,然而精神很好。原来,他有一套“放下两头,遍体清凉只自知”的养心大法。他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叫“挑起一担,周身白汗阿谁识”,意思是你挑那么重的担子谁知道呢,这个压力只有你自己了解;下联是“放下两头,遍体清凉只自知”,意思是放下包袱和压力,这个清凉爽快也只有你自己晓得。

流沙河说,这样的心境,是庄子给他的。他能生活在愉快当中,与深入领会庄子所主张的“逍遥”有关。他还提出养心的3个秘诀,这就是虚室生白,减掉心里多余的东西,让心灵始终沐浴着阳光;顺应自然,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随意而快活;平衡有无,不做力所不及的事,量力而行。

采访,在淡淡的茶香中进行。

先生很尊重人。担心我听不懂他讲的四川话,就将自己的话写在我的本子上,使我白白得了他老人家的墨宝。这样,我们彼此道别,先生说不要送,摇着扇子独自走出了大慈寺。

阳光从寺院的飞檐和树冠上源源不断地流淌下来,将那个下午镀成真金的颜色。

2013年6月,我去成都开笔会,看望流沙河先生本来是行程中的内容。6月12日,我和朋友们在宽窄巷子闲走,偶一回头,竟看见了先生。于是,上前打招呼。一年不见,他还是一年前矍铄的样子。先生说,“我是来一家书店讲课的,您好吗?”我说:“我很好,见到您,我很高兴。”他的助手说:“您可以一起去书店啊。”想到朋友要赶飞机,我说:“不了,改日一定拜访。”于是,大家在巷子里合影。然后,就分了手。

谁料转了一小圈,竟神奇地转到那家书店的门口。先生正在里面签售。于是,我就说:“又是一巧。”先生说:“巧呀,是真的巧。”这样,我就带朋友们走进书店,每人得到了老人家的签赠本。临别时,我对先生说:“过两天我与何特木勒老师去看您。”先生说:“好的。事先来电话,我等你们。”可是,后面的行程特别紧,我没有拜访成。当时想,改日再去也可以的。结果,阴差阳错,一下子就错过了这么多年。

更没有想到,我们从此竟再也不能见面了。痛惜。

我时常会想起2012年8月17日那个金色的下午,在成都大慈寺与先生度过的美好时光……

(作者系沈阳日报记者,中国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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