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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姐姐,  赛跑时不一定快的赢

手机的利与弊

  [一点说明]
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你有手机吗?你会科学地使用手机吗?你的学校有没有限制学生上学带手机?带手机上学有什么利弊?亮出你的观点吧!

  (一)

  赛跑时不一定快的赢,打架时不一定弱的输。

  “知心姐姐”在“中少在线”网站的“知心论坛”上发出帖子,立刻得到热烈的反响。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提出者:奥地利经济学家R·H·鲁尼恩

  “知心姐姐”问:“你们学校使用手机的人多吗?”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点评: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

  樱桃小丸子:我们学校六年级的同学几乎都带手机,特别是女生!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竞争是一项长距离的赛跑,一时的领先并不能保证最后的胜利,阴沟里翻船的事并没少发生。同样,一时的落后并不代表会永远落后,奋起直追,你就会成为笑到最后的人。通用汽车公司与福特汽车公司对汽车行业主导权的纷争,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

  凌波丽:现在很多初中生用手机发短信,我们学校好多啊!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二十世纪初期,汽车还是富人专有的玩具。1903年,亨利·福特建立了福特汽车公司。福特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制造工人们都买得起的汽车。经过多年的精心研制,亨利·福特终于造出了自己梦想中的汽车。这种T型车坚固结实、容易操纵,售价是825美元。1908年,T型车推向市场,当年就卖出了10000多辆。接着,福特不断削减各种成本,到了1912年,T型车的售价就降到了575美元,这也是汽车售价第一次低于人们的年均收入。到了1913年,福特汽车的年销量接近25万辆。

  甜妖天:我们学校大多数同学离家较远,带手机可以方便联系,几乎人人都有手机。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要为大众制造汽车,就必须让人们买得起,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建立一种规模经济,进行大规模生产,这样才能降低成本。一次偶然的机会,福特参观了芝加哥一家肉品包装厂。当时他看到肉品切割生产线上的电动车将屠宰后的肉品传送到每位工人面前,工人们只需切割事先指定部位的肉品。福特大受启发,回来就为自己的公司建立了汽车装配线。装配线的建立,让福特公司拥有了明显的效率优势,远远胜过了竞争对手。在1908-1912年间,装配线的建立让汽车售价降低了30%。到了1914年,福特公司的13000名工人生产的汽车超过26万辆。那一年,其他所有汽车制造商总共才生产了287万辆汽车,仅仅比福特公司多出10%。

  “知心姐姐”发新帖问:“带手机做什么用?”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1920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汽车的需求量也减少了。由于福特汽车的成本很低,因此他们能够将自己汽车的价格再降低25%。这时的通用汽车公司就无法像福特汽车公司那样去做,销售额急剧下滑。到了1921年,福特汽车的销量占据了整个市场份额的55%,而通用汽车公司所有汽车的销量仅仅占了整个市场份额的11%。

  回帖七嘴八舌。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在与福特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明白,自己不能与福特公司的低成本T型车展开竞争。经过权衡利弊,斯隆认为,福特公司只制造一种类别的汽车,这虽是他们的优势,但也是他们的劣势。随着人们对汽车需求的改变,产品多样化、消费者分层化应该是汽车发展的一个方向。于是,斯隆为通用汽车公司制定了“满足各类钱袋、各种要求”的汽车新战略。参照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提供不同价位和档次的产品。

  回应:

  傅雷深刻地懂得,艺术即便是像钢琴演奏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在斯隆的领导之下,通用汽车公司的业绩节节上升。1927年5月,它逼迫亨利·福特不得不关闭了自己钟爱的T型车装配线,转而向产品多样化和分层化方向努力。1940年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上升到了45%,而福特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则下跌到16%。斯隆的战略取得了辉煌成就。

  单纯@开始:考试时字不会写可以用手机查出来。

  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斯隆当年的改革稀松平常,实在普通不过。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如果人们只想得到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T型车,而且永远只想得到T型车,那么,福特公司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或许就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为那是生产T型车的最佳途径。但是,福特公司的管理体系只完全关注公司内部事务,也就是生产本身。斯隆的设计结构则让通用公司更加贴近市场,适应性更强,也能够不断成长发展。

  坏丫头:父母有什么紧急的事情要找你,有了手机不就方便多了?!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重编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亲朱梅馥女士的信。这些信件在读者面前伟大女性的亲情和人性。

  亨利·福特没有想到,一旦人们都拥有汽车,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彻底改变。某人购买一辆汽车,可能只是他购买的第一辆汽车。福特从来没有想到,人们还有可能购买第二辆、第三辆,更乐意购买更好的汽车,这种汽车会更加舒适、强劲、时尚。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伴随着美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分期付款购物方式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更好的汽车了。

  白日梦:上课无聊可以打游戏啦!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一位曾经独自创造了未来的伟人,却无法忘怀自己昔日的辉煌。假如福特没有沉醉于自己过去的创造之中,他肯定能预见即将到来的变化。但是,他反应太慢,终于被自己的竞争对手远远甩在了后面。当然,亨利·福特的短视并没有使公司走向毁灭,他通过战略的调整,最终仍然使公司存活了下来。但有些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付出了更加昂贵的代价。

  Q阳光starQ:无聊时可以打电话、发短信。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漂亮的美眉:如果有什么当面不好跟他说的话,发个信息不就OK了吗!

  人性如此美丽的女性,怀着伟大的母性,走了!

  “知心姐姐”接着问:“带手机上学的心态是什么?”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的毁灭!

  Holmes:好时尚哦……

  而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美,创造美?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的毁灭?

  琳惠:带手机上学好酷的!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清爽绿茶:因为手机(通话)比较方便,而且给朋友发短信会让别人很羡慕很嫉妒的,显得比较有个性。

  (二)

  Rain:我有手机,经常带,我觉得没什么,反正拿手机也不是做什么不正经的事。

  《傅雷家书》的直接受益者当然是傅聪。傅聪说:“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做人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对此,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也体会至深,她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

  龙神战甲:带手机无非是为了炫一炫,谁有本事带个笔记本电脑!

  正是这样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接下来的讨论集中在用手机的利和弊上。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傅雷。在与傅雷同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很难与傅雷比肩;但是,当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傅雷家书》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这笔财富,我们才能在今天以至于明天充分发挥这笔财富造福人类的作用。

  小文:我认为带手机上学不好。因为:1、上课不能集中精神。2、别的同学看到了会仿效,使校园没有宁静的环境。3、或许会收到一些不健康信息。

  楼适夷先生在《读家书,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对傅雷家教过细过严的“不以为然”。而我以为还有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傅聪犹如一只邀游世界的凤筝,不论多远多高都有一线牵连着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实施这家教的傅雷却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这最起码的权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识分子,他实施的家教,是否必须重新审视呢?这个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傅雷夫妇个人的生死之谜。

  VICTORIA:有些同学离家远,有时学校有些特别的事耽误时间,有手机就可以方便与家人联系,不用叫他们担心。经常带着钱或电话卡容易丢,很不方便的!考试作弊或是同学之间攀比,这是我觉得带手机不好的地方。

  1956年6月,傅雷以极其兴奋的口吻告诉儿子,他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系之。特别是佛子岭工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他感到无比骄傲。应该说,这样的感觉正常、正确。中国确实在自己轨道上超越历史地发展着。

  荷叶@全新自我:手机有辐射,会影响身体健康。

  但是,傅雷由此以为“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甚至“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却不仅是过分乐观,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与世界有所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落入“井底”,并从“井底”仰头看“天”。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确认“天”就是井圈那么大的时候,他不仅失去了对“天”的认识,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对“井底”的认识,以为这就是认识世界的最佳“好望角”。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把别人像中药配方那样的“配方新闻”,当作通晓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径。他们有眼,却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望五洲风云;他们有耳,却不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四海风雷。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至于看到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引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消失的结论。而那时,像傅雷这样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承认差距严重存在的事实。可见,若干年前亿万中国人虔诚相信一个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话,就并不奇怪了。

  紫衣仙女:对我而言,我身为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并没有必要带手机上学,因为它会让你迷恋手机,直到厌学为止。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病。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蟋蟀:我认为带手机好。当我们在学校肚子痛或发生什么意外时,可以及时告诉家长。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糖葫芦:不好!1、会使同学产生攀比心理。2、会影响课堂教学。3、容易被偷。4、使贫困生产生自卑心理。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你会后悔:如果上课的时候手机铃声频频响起的话,会影响上课的,即使不响,你的精力也不会集中。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调皮捣蛋:人和手机在一起也会有感情的嘛!上次我的手机被偷了,所以我很伤心,你知道吗,伤心对人的身体是很不好的,会少活10年的!这就是带手机的弊!瞧,多精彩的评论,淋漓尽致,连我自己都陶醉了!还不来点掌声!谢谢!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加冰的:影响学习——我是深有体会啊!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

  最有趣的是带手机上学的悲喜剧。

  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秋风水晶:考试带手机给老师发现骂死我。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
fanatic(近乎狂热)。”

  樱雨雪薰:我们学校不准带,带了,被老师知道,要写检讨书。

  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鱼香肉丝:谁会笨到上课打手机,不被老师的口水喷死才怪!

  果然,这一次的高兴又错了。调整政策依然是赐予的民主,而不是整个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的真正现代化、民主化。也许20年后,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算真正涉及到了“症结”。果然,还没有等到傅雷从“近乎狂热”转向清醒冷静,赐予的又收回了。不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导出了“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清风男:我手机一次上课未关机,突然响了,老师怒视我(铃声是我自己录的,铃声是:下课万岁下课万岁),叫我起立,晒了我一节课……上课一定要关机!!!

  (三)

  讨论到现在,手机是利大还是弊大,有n个答案。但有小网友提出,手机本身的利弊可以由我们自己把握。

  这一次,傅雷不仅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问题,也不是再次“忏悔”和“赎罪”,写一写“犯了客观主义,没有阶级观点”的检查就能逃脱的,而是“反党罪证”“百口莫辩”,再加上“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一个以卓越的家教培养出一个无愧于人类的艺术家的杰出的学者,却带着“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明不白的自哀自责,离世而去,留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

  怕怕:其实带手机上课可以关,考试可以不作弊,根本问题是你有没有自制力。

  反反复复重读《傅雷家书》,我要再次强调,他给予傅聪的家教丰富而细致,深刻而严密;在这世界上成长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傅聪,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佐证。傅聪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但是,实施这家教的父亲没有了生存之地。在这里,我好有一比,傅雷所执着的家教犹如种庄稼,选种、播种、灌溉、施肥、锄草、松土、除虫……每一个环节都周详备至,无可挑剔。但这“庄稼汉”却恰恰没有看透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这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壤结构。因为,同样的种子、肥料与耕作,在不同的土地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傅雷家书》体现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人生观、艺术观与道德操守,而二人的命运迥异。

  樱落封印:有同学上课不自觉,用短信代替说话,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手机属于贵重物品,老师没收了又要很快还给同学,部分同学因此影响了成绩。

  当我写到傅雷没有看透什么样的“土地”与“土壤结构”时,心中充满了敬重与沉重,丝毫没有以为我们与傅雷在认识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责备屈原不懂电视,李白不懂电脑,无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处的时代,他的认识已属“前卫”。而要认识“土地”与“土壤结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参与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文革风暴袭击到自身之后,只能写下“永不翻案”的检查。

  樱桃:带不带手机上学,主要看个人的自制力,自制力强的人可以带,否则最好不要带。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面对手机,你看网友们讨论得多热烈,多认真!这非常好。现代社会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你们与时俱进,正说明有强烈好学的精神。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勇敢地承受你们的生命之重!

  看了一番激烈的论争,应该意识到了,工具本应为人服务,人不能过于依附它。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一个新产品诞生的时候,人们在尽情享受它的好处时,往往会忽视它给人带来的害处。而这种伤害常常要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反映出来。

  你听说过“四环素牙”吗?六七十年代,这种口服抗菌药风靡一时,孩子感冒、发烧或局部感染,基本都用四环素。有的孩子经常用,反复用,成年后,就形成了很难看的“四环素牙”。

  同样,面对汹涌澎湃的手机普及浪潮,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头脑清醒,把握利弊?

  尽管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目前还没有严格定论,但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手机辐射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孩子。

  我尝试着总结了一下手机使用不当导致的七大伤害:

  一伤脑:手机辐射会伤害大脑。手机的设计原理是将声音转化为电磁波发射出去,所以手机无疑都有电磁辐射。其实很多电器都有这类辐射,但手机的电磁辐射比较严重。因为电磁辐射程度取决于距离,相距1厘米和10厘米差别就非常大,而拨打和接听手机的时候,手机离人脑和耳朵的距离很近。

  2001年,英国《泰晤士报》有文章指出,儿童使用手机吸收的辐射量比成年人多50%。手机辐射量的50%会渗入5岁孩子的脑部,10岁孩子的渗入率降为30%,而成人只涉及耳周围的一小部分区域。因为孩子的耳及头骨较细、较薄,因此对辐射吸收率也较大。专家建议,16岁以下的孩子应在必要时才打手机,并且时间要尽可能短。

  二伤心:手机胸前挂对心脏不利。轻巧的手机,美丽的饰物,再配上一个精美手机套挂在胸前,很多女生喜欢这样。

  但专家认为,手机挂在胸口,位置靠近心脏,对心脏会有一定影响,并会影响女孩的内分泌。

  你们如果不用手机的时候,最好关机,放在包里,或是口袋里,一定不要放在胸前。

  三伤耳:手机游戏可导致儿童耳聋。不久前,德国科学家警告说,手机游戏可以使儿童耳聋。当把手机放在耳边时,有些游戏声音比站在喷气式飞机发动机旁边的声音还要大。

  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说,儿童玩手机游戏危险特别大,85分贝的噪声就有损害听力的危险。

  四伤手:频繁发送手机短信对手指健康有危害,这是美国一家身体健康中心的研究结果。该中心的主任说,用手机发送短信息时必须频繁使用单个手指或是两个大拇指,非常容易变得红肿或是发炎。这和过度使用鼠标带来的手部疾病有些类似。

  五伤学:手机带进课堂会影响学习。校园和课堂频频响起手机铃声,严重扰乱课堂纪律。因此,手机在学校里越来越不受欢迎。日本的初中就严禁带手机。因为初中生上课频发短信,造成课堂秩序混乱。还有学生用手机短信在考试时作弊,非常不利于学生品德塑造。

  六伤身:利用手机伤害青少年的事件屡有发生。日本的青少年犯罪很大一部分都是利用手机,手机往往是进行盗窃和暴力活动的联络工具。一个16岁的日本高中女生,发短信说:“想认识文艺界名人。”结果一条回信把这个女生骗了,她被领到饭店遭到强暴。

  七伤财:盲目过度使用手机,很费钱财。中小学生手机费大部分是由父母支付,一位学生的母亲告诉我,她的女儿一月的手机费高达几百元。

  除此之外,手机还常常打断你的思维,缩小思维空间。有人称现代青少年是“拇指一代”,指十几岁的孩子编完短信,用拇指传发。日本一位大学教授悲叹道,拇指文化的发达,造成大脑的萎缩。

  有个女孩向我诉苦:我妈给我买了一个手机,粉红色的,我高兴了没两天就郁闷了,我妈天天用手机呼我:“干吗呢呐?”“没干吗!”“没干吗干吗哪!”我正写作业呢,手机响了;我正和同学谈谈天呢,手机又响,你说我烦不烦,我觉得自己没了自由,没了空间。

  手机的确能带给你便利,但是没有自制力,过分依靠它,人们就成了工具的奴隶,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

  自由从自律开始,让手机带给你快乐。

  面对手机,你要学会保护自己,过度频繁地接听手机,会伤害你的身体;轻易地相信手机短信中的中奖信息,会上当受骗;只有科学地使用手机,真正成为手机的主人,才能让手机为你服务,而不是你为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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